對于養殖戶而言，今年的春天比較寒冷雞蛋、鴨蛋價格持續下跌導致全國各地“磨刀赫赫”向雞鴨，同時許多新建的雞舍空置；同樣的情形在生豬養殖中也有發生，只是沒有這樣明顯而已。
以上情況，在河北省的藁城部分地區尤為明顯。作為中國蛋雞養殖最密集區之一，2011年一只蛋雞能獲利30元的超好行情，刺激了許多老養殖戶擴欄，新養殖戶上馬，甚至地方政府的動告和禁止都阻擋不了大多數人的“熱情”。現在，那些擴建的老養殖戶用去年“賺一只雞的錢，去堵今年賠兩只雞的虧損”，也就是說，他們去年賺的是5000只的利潤，現在卻要去填補擴建后10000只雞的虧損；而那些新上馬的養殖戶的蛋雞從產蛋到現在，一直賠到底，陷入兩難境地——退出，血本無歸；繼續，要么已經賠不起，要么根本不知道會賠到什么時候。
為什么會這樣？
中國養殖行情很難預測
對于今年春天的情況，很多行業人曾有語言，但是都不敢斷言。大家能預言是類似的情況在最近十多年里已經出現過幾次，并且大致是三四年一次。大家不敢斷言，是因為誰也沒有真實的數據去支撐這樣的預言。
關于數據，這里多說三句：笫一句，官方雖然有數據，但是卻沒有對這些數據的分析，并且這些數據本身需要什么樣的校正系數，這也是需要商榷的；第二句，中國養殖結構自身的復雜性、分散性和不規范性對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提出了巨大的挑戰；第二句，對于當下國人對肉蛋奶真實的消費需求，同樣也沒有可靠的數據去證明。
其實，中國養殖行情的不可預測，除了數據缺失和數據水分之外，更有產業內外環境和大產業鏈自身的問題。
第一 ，全國動物疫病已經失去經典流行時的規律性，呈現大面積的不可控制和難以預防，并能在短時間內出現大量的死亡，繼而是恐慌性的拋售，這就會在短期內極大地影響市場的供給量，并直接導致養殖戶在價格博弈中心理防線崩潰。養殖戶一旦在價格博弈中失去底線，那么供求決定價格的規律就會被人為扭曲(供應量上升1％。可能價格卻下跌了30％、40％乃至更多)，供求決定價格恰恰是預測行情的基礎。
第二，政府雖然出臺了一系列對養殖行業的扶持性政策，但是卻沒能很好地實現對市場的調整，反而陷于一種出力不討好的尷尬局面。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是政府扶持的量本身不能改變市場的格局。如同生物體一樣，在養殖產業鏈條中，同樣是結構決定功能，而量不足，必然不能引起結構性改變，也就必然無法引起產業的質變；另一方面是部分地方對政策的執行不力，等而下之的甚至完全走樣。
第三，養殖大產業鏈條中，飼料、屠宰、深加工環節的資源集中程度高于養殖環節，這就必然導致養殖環節在整個產業鏈的利益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而這樣的后果就是，養殖環節承擔了行情波動的風險、疫病的打擊以及整個產業鏈條中的大部分成本，卻在產業鏈利益分配中毫無說話的權利。行情好的時候，所有環節一起分利；行情不好的時候，養殖行業單獨承擔。這樣一種格局必然導致單獨從事養殖的養殖戶自我發展能力被嚴重削弱，甚至導致非良性循環。
行情很難預測背后的經濟學原理
由于宏觀調控尚未到位，這就使養殖產業更多地被市場經濟所左右。這就為經濟學中的蛛網理論提供了直接性的案例。
所謂蛛網理論是一種對產品價格和產量之間動態均衡的分析。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如果供給量和價格的均衡被打破，經過競爭，均衡狀態自動恢復。蛛網理論卻證明，按照古典經濟學靜態下完全競爭的假設，均衡一旦被打破，經濟系統并不一定會自動恢復平衡。
在蛛網理論中，其假設的前提是：
1 市場完全競爭，每個生產者都認為當前的市場價格會繼續下去，自己改變生產計劃不會影響市場；
現在養殖戶做決定的時候，大多從自己角度出發，可是大多數養殖戶的想法又經常雷同，所以行業中出現“一哄而上，一哄而下”也就不難理解，同樣也很難避免。在去年，很多媒體都注意到養殖戶的經濟理性增強了，沒有出現以前那么明顯的“一哄而上”；不過，現在從春天的結果看，“一哄而下”或許沒有以前那么明顯，但在全國層面上依舊還是存在的。
2 價格由供給量決定，供給量由上期的市場價格決定；
這一點完全適合中國養殖業的市場情況，養殖戶一般以當前的價格為基礎去推測和決定自己的供給量。由于養殖業的分散狀態決定了大家誰也不能真實地知道這個生產周期結束后，市場上究竟會有多少供應量；當這個供應量成為現實時，對應的就是另一個價格。當前后價格波動過大的時候，就會進一步導致養殖戶對自己供應量的過度調整，而宏觀調控從目前來看還只能短時間緩沖價格的波動的幅度。
3 生產的商品不是耐用商品；
對于養殖戶而言，豬到兩百斤就得賣，不然再喂下去，豬生長速度變慢，這頭豬當天產生的經濟效益慢慢就會從正轉向負數；同時，豬肉、雞蛋和牛奶也不可能養殖戶自己冷藏保持和深加工，因此在這方面，養殖戶是很被動的，并因這種被動在進行市場交易的時候處于劣勢。
以上這些理論假設表明，蛛網理論主要用于分析農產品。而從對養殖業的對應性分析看，沒有養殖準、沒有中間投入品控制、沒有產品入市門檻的養殖行業同樣符合以上假設的條件。因此，蛛網理論適合分析中國養殖業的價格和行情之間的關系。
在蛛網理論中，第一時期的價格P1由供給量Q1來決定；生產者按這個價格來決定他們在第二時期的產量Q2。Q2又決定了第二時期的價格P2。第三時期的產量Q3，由第二時期的價格P2來決定，依次類推。因此，由于需求彈性、供給彈性不同，價格和供給量的變化可分三種情況：
第一種，當供給彈性小于需求彈性(即價格變動對供給量的影響小于對需求量的影響)時，價格和產量的波動將逐漸減弱，經濟狀態趨于均衡。這時，蛛網向內收縮，稱為“收斂型蛛網”。
第二種，當供給彈性大于需求彈性(即價格對供給量的影響大于對需求量的影響)時，波動逐漸加劇，越來越遠離均衡點，無法恢復均衡。這時，蛛網為“發散型蛛網”。
第三種，當供給彈性等于需求彈性時，波動將一直循環下去，即不會遠離均衡點，也不會恢復均衡。這時的蛛網為“封閉型蛛網”。
從中國養殖業的現實情況看，價格對供給量的影響大于對需求量的影響；與此同時，即使價格的下跌幅度大，需求也不能以相應的比例增加，這就使養殖戶難以通過“薄利多銷”來增加或維持收入狀況。因此，在養殖業中廣泛存在的是“發散型蛛網”。
正因為中國養殖業處于發散型蛛網中，這更進一步印證了行情預測的難度。
在中國做養殖要順勢而為
從以上對中國養殖業屬于發散型蛛網的分析中，不難推論出：不能讓養殖戶單獨面向市場，因此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做出較正確的市場預測，也不能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市場或承擔得起市場風險。
因此，要消除或減輕“發散型蛛網”現象，第一，由政府運用支持價格、或限制價格之類經濟政策對市場進行干預；第二，利用市場本身的調節作用機制進行調節，即運用期貨市場進行調節；第三，組建一個養殖戶與市場之間的中介組織，這種中介組織要由養殖戶自己組建，并且主要作用是負責銷售。
最近幾年，國家通過收儲、補貼、進口豬肉等方式，對生豬的價格有所調控；同時，全國已有數家電子商務平臺進行生豬遠期交易合同的運作，雖然不是期貨，但對生豬市場價格的穩定，養豬戶市場預期有所保證。
據說，今年大商所會上馬生豬期貨。或許上馬了這一項目，短時間內也不會對中國豬價的發散型蛛網帶去太大的改變，但是有規模的養殖場的確能借助這一點實現利益的保證，如同大的飼料廠能通過玉米期貨保證自己的收益一樣。不過，養殖場規模要達到多大才能實現這一點，有待觀察。
關于第三種養殖戶和市場之間的中介組織，在中國更多是以合作社的面貌出現的。但是，要實現對發散型蛛網模式的改變，這樣的合作社必須要具備對供給的控制；只有對供給實現控制，才能實現對市場的調控。同時，這種中介組織不該是政府的下屬，或由政府間接掌控的二級機構，而應當是養殖戶資源組織的，同時該中介組織應當是非營利的，利益最大化不是它的目標。當然，為了支付必要的開支，它也可以在經營中收取少量的費用。從中國目前的實際看，合作社雖然遍地開花，但能達到要求的合作社幾乎沒有，而出現對養殖產業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全國性、公益性、銷售性的合作社的出現更是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
因此，綜合以上分析，在最近幾年內，中國養殖戶依舊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面對市場。而在筆者看來，在中國搞養殖行業，如果能用心把“蛛網理論”研究透徹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存乃至壯大的籌碼。原因很簡單，行情雖然不可預測，但是趨勢和相對技術優先還是有可能把控的。
同樣是在河北藁城，筆者曾遇到一位僅僅養雞3年養殖戶理智地抵擋了當時高利潤的誘惑，果斷地在2011年冬季停止進雞。他規避了目前的養殖風險，從而保住了自己去年的盈利。在他看來，第一，雞是要養的，不是喂的，因此一定要用心養雞，這不僅僅是具體技術的問題，更多地是觀念的問題；第二，養雞本身也是一門生意，是生意就要按生意的規則去運作，因此他關注行情，但更看重行業的趨勢。
行情和趨勢怎么區別？行情注重短期的收益，而趨勢注重行情的基礎，從行業和自身長期發展的角度，去決定自己的行為。
以上那位藁城養雞戶現在沒有養雞，但是他并沒有離開養雞，甚至比養著雞更關心養雞的動態、疫病。與此同時，他也利用這段時間，和雞舍的設施進行檢修，對養雞技術進行總結，甚至通過各種案例比較在本地十年內，什么樣的雞舍是經濟上最適合的，生物安全上更有保障的。他對養殖用心，但不唯心；他喜歡學習和交流，但更注重實際可行性和對以后的影響；他希望上規模，但不以規模馬首是瞻；他知道標準很重要，但是從不盲從一些了理論性的標準。
借著這位養殖戶的案例，筆者最后想強調的一點是；要做養殖就要做好一輩子做養殖的準備，這樣才能抵擋單純行情變化的誘惑和恐嚇，更多地在養殖者核心競爭力——“養”上用力；同時也在趨勢的知道下，更主動地向以后發展的主流養殖模式靠近。這樣一來，首先，養殖戶最低限度能在行業中立足；其次，長期堅持本身會提供更多成功的機會；最后，當趨勢成為現實的時候，一直在趨勢中的養殖戶更有可能拔得頭籌，事業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