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資深的商務部前內貿專家指出，“豬周期”不可避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的生豬養殖過于分散。價格高時，投機性資金大量涌入；價格下跌時，資金又猛然撤出。

他建議提高生豬生產的規模化程度，減少養豬戶數，提高單體的規模。規模大了，生產方則可與需求方直接對接，實現訂單式生產，但必須做好防疫。

國家啟動凍肉收儲計劃，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護養豬戶的利益，但從長遠來看，進一步加大對規模化養殖的引導扶持力度，才能從根本上跳出“豬周期”的輪回，促進全行業實現健康有序的發展。“標準化、適度規模化養殖場的比重越大，應對市場波動的能力就越強。而通過市場本身的調節，也比行政調控來得更為靈敏和有效。”該專家說。

比如，在歐洲，生豬養殖集中度非常高，有的國家甚至兩個企業就占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市場份額。而在美國，20年前市場上57%的肉類未投放市場已經被下了訂單。我國50頭以上即算是“規模化養殖”，顯然太小。

高觀認為，我國生豬產業基礎差，散戶比重高，規模化養殖程度太低。國家已經意識到政府對生豬的實際調控能力有限，今后政策走向是減少政府干預，提高市場調節度。近10年來，國家實際上一直扶持規模化養殖，行業外的社會投資也十分熱衷，國內外資金紛紛進入養豬業。但規模化養豬面臨征地難(必須有集中連片的土地)、污染治理難(豬糞尿處理，環保問題)、投資風險大(主要是疫病風險)三大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