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頭母豬平均每年只能提供15-16頭商品豬，而在美國一頭母豬一年可以提供28-30頭商品豬，肉價怎么能不比美國貴一倍?”日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煥春在中國瘦肉型種豬育種方向與技術研討會上表示，養豬總指望豬肉價格上漲行不通，要想辦法從品種、技術等方面降低成本，這樣老百姓也不會承受高昂肉價。

陳院士發現了中美兩國豬肉價格的巨大差異，以及中國養豬成本的高昂。從一個養豬戶或者一個養豬企業的角度來說，降低了成本，當然就有利潤空間。但是，陳院士由此認為，養豬的成本決定肉豬的價格，責怪養豬的不應該指望豬漲價，卻是不懂“養豬經濟學”的表現。

中國的豬肉比美國貴一倍，從根本上說是中美市場供需決定的。從供給而言，美國的養豬成本的確低，但不只是品種、技術、設備及環境的功勞，國家補貼政策下糧食、飼料價格的低廉，以及規模經濟效應，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從需求而言，受飲食習慣影響，美國市場的豬肉需求量小，而中國市場的豬肉需求量大。供需背反之下，豬肉價格的懸殊可想而知。

的確，養豬的確很難指望漲價。目前豬肉價格的穩定，某種程度上與豬肉進口擴大也有關系。2010年中國進口豬肉大概20萬噸，2011年超過100萬噸，今年估計更高。在一個全球化的市場上，哪里有利可圖，商品就流向哪里，豬肉也一樣。這種市場競爭，是一種迫使中國養豬產業降低成本的最佳機制。也就是說，養豬的比誰都想降低成本，可能并不需要院士來提醒。

進一步看，院士責怪養豬的指望價格上漲，就有一種“何不食肉糜”的意味。因為降低養豬成本，不是養豬的所能決定。中美養豬成本的差異，從根本上講是養豬模式的差異，人家是1個人養1000頭豬，我們可能養豬的比養的豬少不了多少。當然，我們也有一些養豬場，但總體來說沒法和人家比。這種養豬模式的差異，又受制于經濟模式和經濟結構的差異。因為我們農村人口太多，地多人少，家家戶戶都在養豬———他們也往往只能靠養豬這樣的副業來創收，不指望豬肉價格上漲又能指望什么呢?

城市化進程的滯后，導致了中國的養豬產業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養豬的人力成本之外，在其他的諸多養豬成本中也可以找到根源。比如，農村人口多，農業的規模化種植就難以推行，勞動力密集推高糧食、飼料成本。在中國的生豬產業模式下，陳院士所說的疾病防控、設備設施，以及環境改善，都是奢侈的事情。中國的經濟轉型，大約也應該包括養豬產業的轉型。但這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等社會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