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一點了解生豬養殖業的人，就會知道我國的生豬養殖業“三年一個輪回”。巨大的風險卻無法阻止散戶們一次次追漲殺跌。在2011年，四川、河南、湖南等地的許多散戶在那一黃金時段卻徹底放棄了養豬。

原因有很多，例如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缺少勞動力；生豬疫病致死率較高，缺少生豬保險，養殖風險太大；養殖規模小成本支出大很難賺到錢等等，總之散戶養豬遇到的障礙越來越多，倒逼其不得不放棄。還有一些中等規模的養殖戶提到了政府部門對于生豬養殖的環保要求越來越嚴格，許多地方也不再新批養殖用地。造成其飼養規模難以上臺階，而高密度養殖又容易導致生豬生病和死亡。

相比中小規模養殖者的憂心忡忡，2011年當年國內多家大型生豬養殖企業賺得盆滿缽滿，并且雄心勃勃地計劃延伸下游屠宰、肉類深加工產業鏈。即使在2012年行業景氣度下滑的情況下，大型養殖企業仍然實現了以量換價，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經營風險。

黃浦江“漂豬”事件發生后，業界再次呼吁畜禽的工廠化、集中化生產，更已不再是單純出于經濟因素。

環保和食品安全，無疑是當今社會最為關注的兩大問題。死豬事件充分暴露了小農養殖模式對于水源、土壤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這種破壞如同空氣污染一樣是不分區域的。同時，這種養殖模式也增加了食品安全監管的成本和難度。

嘉興地區的養豬產業長期來為長三角豬肉供應、平抑肉價作出了貢獻，如今卻走到了必須縮減調整的關口。黃浦江“漂豬”事件發生前，《嘉興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嘉興市生豬產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就已出臺，要求2015年前嘉興市生豬規模化養殖率達到85%，今年起生豬養殖規模就要開始縮減，市級河道200米內、區級河道100米內、主干道100米內劃為禁養區。按照南湖區的一份限養、禁養區文件，竹林村全村都應該屬于禁養區。

當然，要求生豬養殖量占浙江省1/4的嘉興迅速掉頭，可謂困難重重。雖然養豬又臟又累，但畢竟是一個從事20多年的行業，當地許多養殖戶對于這種強制轉型存在抵觸的情緒。“聽說不讓我們養豬了，還要拆我們的豬棚。”竹林村一位養殖戶表示，未來如果要拆豬棚復耕，自己恐怕已經沒有能力種地了。另據介紹，新豐鎮也為養殖戶產業轉型設計了兩套方案，種植生姜或者養殖白玉蝸牛，這兩個行業的投資回報率不比養豬低，但養殖戶們對于陌生的行業興趣寥寥。

不過，也有養殖戶明確感受到了政府部門對控制散戶養殖的決心，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政策紅利都明顯倒向了規模化養殖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