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行情不行。”趙耀向記者開門見山地拋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是河南省信陽市商都集團養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商都養殖”）總經理，這家企業目前的主要業務是商品豬養殖。談起行情，他的眉頭不自覺皺了一下，但很快就被熨平。

這是一個生于1987年的年輕人，手下企業原來的老板是他父親。在接班的最初幾年，“留英碩士回鄉養豬”曾在這座豫南小城里成為一時談資———因為趙耀的選擇，也因為他“富二代”的身份。時隔三年，已經習慣“趙總”稱謂的趙耀，不再理會那些帶著獵奇眼光的關注，如何帶領企業向前成了頭等大事。

“想做的，要做的事太多了。”趙耀說道。

布局全產業鏈：對沖風險

“2013年6月之前生豬價格在每斤6元左右，到今年年前又降到6元。”趙耀拿手指點一點桌面，說道，“中間價錢最高也不過8元。掙錢也就是5個月左右的事吧。”趙耀透露，自己企業的豬價盈虧平衡點是6.5元。

據商務部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12月份信陽市豬肉零售價格為每公斤28.07元，同比下跌10.7%。而相關的解讀是：2013年夏天受仔豬低價位運行影響，養殖戶補欄熱情活躍；加上政府反腐倡廉力度不斷加大，社會餐飲消費受到制約，年終團購數量也較往年同期大幅下降，豬肉市場受到明顯制約。

這總體上導致了年底的生豬供應激增以及隨后的供過于求。“就是一個市場周期，大一點的養殖場應該扛得住，小散戶可能就被洗牌出去不少。”趙耀評價道。他告訴記者目前中國生豬養殖的散戶與規模養殖場比例大概是7：3.“未來十年，這個比例會倒過來的。”趙耀說道，“我想這就是個過程，不斷整合的過程。”

當然，適應市場也是一個陣痛的過程。商都養殖目前已經有一個年產1萬頭的育肥豬場與年產6萬頭的種豬場，而2013年的形勢也令其調整了原計劃的布局。“我們在亞洲銀行申請了一個500萬美元的貸款，原本打算在種豬場上游———‘母代種豬場’發力的。但最后還是決定未來的三場、四場集中發展商品豬。”趙耀說道。

趙耀介紹，商品豬養殖算是一個“風險較大”的產業，對于價格波動、疫情爆發等問題具有天然的被動性。他認為解決之道最終只有一個：風險對沖。“我們2013年在商城縣上石橋園區與上海紅馬飼料公司合作了一個項目，搞飼料廠。”趙耀說道，語氣不自覺興奮起來，雙手在桌面上開始比劃：從商品豬往上游走，是種豬場，然后是“母代”、“祖代”種豬場———既然種豬場發力擱淺，那么繼續往上探索，就是飼料廠。

“未來我們還要往下游延伸，搞屠宰場、保鮮冷凍庫。”趙耀告訴記者，這是他從雙匯那里學到的。“豬價行情好時，我們的養豬場、飼料廠掙錢；行情不好時，我們的屠宰場收豬時也能便宜些，照樣賺錢。”東邊不亮西邊亮———這是趙耀認為的產業鏈經營的精髓，也是適應市場最好的辦法。

戰略轉移：從房地產到農業

“融資是一直都在操心的事。”趙耀告訴記者，顯得頗為無奈。

無論之前興建的兩所豬場，還是之后的擴張計劃，商都養殖所有養殖場房都是以租賃的方式獲得———這就導致土地上的所有設施都沒有產權證，無法從銀行抵押貸款。“土地出讓的成本太高了。”趙耀說道，“我們都是按50年往上的期限租賃的。”

據趙耀介紹，擴張產生的資金壓力，一方面是由集團其他板塊的利潤來輸血，另一方面是發展房地產，以此拿到國內銀行的貸款。“據我了解，很多涉農企業都是通過跨行業來做的。”趙耀說道，“單憑自有資金來做發展太慢，這又是個需要長期耕耘的行業。”

商都集團是個典型的多元化經營企業：橫跨房地產、養殖以及商貿三個領域，目前利潤貢獻最多的還是房地產———而這個板塊目前還由趙耀的父親趙吉寬操盤。“未來房地產業務會逐步削減，我們還是要專注做養殖的一整條產業鏈。”趙耀說道，“我認為房地產已經是夕陽產業了，只是現在公司還需要它。”

這樣的選擇背后有深刻的原因，而趙耀認為最重要的一條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無可逆轉的城鎮化過程。

“農民變市民，所以一方面涉農勞動力會持續減少，這就導致大多散戶將被規模養殖場取代。”趙耀說道，“另外城鎮人口增加，對肉制品的需求會大大增加。”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及經合組織（OECD）認為，未來十年，中國豬肉消費量仍將保持上升趨勢，年均增1.6%，從5257.93萬噸增至6078.20萬噸，人均豬肉消費將從30公斤增至34公斤（按胴體重計算）。“香港目前的人均豬肉消費是70公斤，這個市場潛力非常大。”趙耀說道。

給“農二代”更多選擇

2014年2月9日，趙耀帶著自己的提案來參加信陽市兩會。就像適應公司總經理一樣，他現在已經對政協委員的身份“輕車熟路”。這次他的提案，是關于家鄉商城縣發展職業教育的。

據趙耀介紹，由于專業技工的缺失，很多當地企業都是在外地雇工，月薪往往開到5000元往上；另一方面，很多貧困家庭的學生高中畢業后便前往外地打工。“他們其實很適合來我們這樣的涉農企業，但‘脫離農村’的強烈愿望，讓他們寧愿在大城市里吃苦受累、哪怕無法立足。”

有趣的是，這曾經也是趙耀自己的問題：2011年從英國回來之后，他一度很抗拒回家“養豬”，愿意“試一試”也是在父親的反復要求下。也許是一種感同身受，或者是更深的感觸使然，趙耀告訴記者：“我覺得中國農二代的問題，比富二代的問題要大得多。”

在趙耀看來，由于城鎮化的歷史進程，農業在未來幾十年將進入黃金發展期———無論是規模化養殖還是種植；而農二代們的集體選擇，像他曾經一樣“不夠成熟”，卻難以像他一樣有重來的機會。

“我的想法是聯合縣里的幾家龍頭企業，和縣里職業高中合作辦學。”趙耀說道，“針對企業需要開設專業，包括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我們企業都可以適度贊助些，最后還能保證就業。”

“在家鄉做出一番事情，不比在一線城市苦熬更有意義么？”趙耀說道，他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