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5月以來，短短一年時間里，中國養豬業經歷了一言難盡的尷尬境地：首先，“無名高熱”搞得幾乎所有從業人員力不從心，而且似乎是適得其反，專家、學者使盡渾身解數，豬場的損失卻仍然空前慘重，至今還讓人不堪回首;其二，生豬行情隨“金豬”一路攀升，但眾多的從業者卻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一路觀望，不敢冒進，以致補欄消極，生豬嚴重供不應求，遙望“利好”興嘆。筆者著此拙文別無他意，僅期拋磚引玉，讓更多的從業者以史為鑒，牢記血的教訓，避免慘案再次重演。

　　一、耳朵發藍=豬藍耳病?

　　多少有點專業背景的人都應該知道豬藍耳病就是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它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種傳染病，其特征是厭食、發熱、懷孕后期母豬發生流產、死胎、木乃伊胎;幼齡仔豬發生呼吸道癥狀。也就是說它一個方面表現為母豬繁殖障礙，另一方面表現為呼吸道癥狀。生產實踐中僅有部分發病豬耳朵發紫(藍);再則引起豬的耳朵等邊緣部位“發藍”的因素很多，如敗血癥、呼吸困難、局部血液循環不暢等均可見到。如此以局部癥狀給病命名本身就犯了盲人摸象的“學術”錯誤，加上許多“技術顧問”也常以“專家”自居四處誤導，非專業人員顧名思義自是在所難免，“藍耳消”、“圓藍康”之流的狗皮膏藥能如火如涂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病原分離=疾病確診?

　　以附紅細胞體病為例，有很長一段時間紅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診斷的依據大多是因為發病豬渾身發紅，血液涂片鏡檢看到了“附紅細胞體”，用治療附紅細胞體的“特效”藥物處理有效，等等。事實上，體溫升高的患病豬皮膚發紅是常識性問題;另外，據權威人士調查結果顯示在沒有發生過附紅細胞體病的多種動物(包括人)體內也可檢出附紅細胞體;在河北、河南、山東、江西、湖南、遼寧等省，豬、牛、羊、雞等動物血液中的附紅細胞體檢出率甚至接近100%;有些動物甚至可以終生檢出附紅細胞體卻不曾表現出任何癥狀。發病豬只使用所謂的“特效藥”處理“治愈”后仍然可以從其體內檢出附紅細胞體，而且病原體的數量與用藥前相比并沒有顯著差異。筆者認為，即便從病豬體內檢出了附紅細胞體并不能說明該豬患的就是附紅細胞體病，最多只能算作疑似病例。

　　隨著ELISA、PCR、RT-nPCR等先進實驗室診斷手段的應用，與此類似的過分依賴實驗室診斷手段的經典故事還有很多，無外乎就是分離病原、鏡檢組織切片/血液涂片、檢測抗體/抗原……然后據此下個診斷書，忽悠老百姓了事。

　　筆者認為精準的實驗室診斷技術確實為疾病診斷和防治提供了更全面可靠的參考依據，但根據病原分離、抗體檢測等實驗室診斷結果便斷章取意的做法是非常欠妥的，它極有可能讓我們在疾病診斷和防治過程中犯以偏概全的錯誤，從而延誤對整個豬群的健康狀況的診斷和處理，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

　　三、疫苗接種=不再發病?

　　典型的就是“疫苗都接種了為什么還發病?”“抗體水平很高為什么也發病?”這類問題。能提出這類問題的人一般都比較好學，換句話說他們具有一定的專業基礎，但是生產第一線的問題往往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從業者不斷的深入分析研究。

　　對上述問題筆者聽得較多的解釋是疫苗質量問題(滅活不徹底或被強毒污染，儲運方法不當，使用方法不當);動物健康狀況(如免疫抑制、免疫耐受、抗體水平整齊度不夠、遺傳因素等等);免疫時間太遲;環境中病原數量過多，超過機體的承受能力;病原血清型太多，所接種的商品疫苗跟養殖場的血清型不是一種，而不同血清型之間的交叉保護率比較低。再深入一點可能就是病原致病基因發生變異，毒力增強;病原靶位受體改變，與相應抗體的親和力不高。總之，疫苗接種并不是萬能的。

　　四、 加量用藥=效果更好?

　　一則因為我國過去獸藥產品質量參差不齊(據權威部門通報在2005年12月31號以前，我國的獸藥產品抽檢合格率僅為60~75%)，老百姓用得不放心，加大劑量使用藥物似乎成了慣例;二則是因為長期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致使耐藥菌株增加，按推薦劑量使用藥物有時收效甚微;第三，當前我國豬病復雜程度加劇，從業者過分依賴抗菌藥物。筆者第一手資料顯示，去年“無名高熱”肆虐期間有相當比例的病豬是被藥物毒死的，剖檢可見其心包積液、心肌出血，肝臟壞死，腎臟出血/淤血、壞死、腎盂有結晶。

　　隨著農業部GMP(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SP(經營質量管理規范)等工作的推進，我國的獸藥品質肯定會越來越有保證。如何科學合理使用藥物已經成為事關食品安全和人類健康的頭等大事，每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予以高度關注(包括小報記者)。

　　五、 預防保健=花冤枉錢?

　　或許是長期的貧窮與落后造就了國人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這本身是件無可厚非的事情，但表現在健康問題上的“扛病”現象卻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反思。正常情況下，機體確實具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能力，以抵御或適應不斷變化的內外環境因素。適應才能健康，不適應就可能生病;輕則影響生長發育，重則發病致死。“扛病”就形如拼刺刀、肉搏戰，長此以往必然致使機體適應能力下降，更易于發病;相反，預防保健卻能有效提高機體的適應能力。實踐證明，在現有的生產條件下，對分娩前后的母豬及處于斷奶、轉群、免疫接種、運輸等疫病多發環節的豬群進行預防保健是非常必要的。

　　六、 聯合用藥=百病包治?

　　養豬生產集約化，交通便捷化，生豬及其產品轉運頻繁化，使得我國陳年豬病未絕，新的豬病又不斷涌現，尤其是混合、并發或繼發感染日顯增多，如筆者所見到的絕大多數“無名高熱”患豬均伴有多種疾病的典型癥狀和病理變化，僅靠單一成分的藥物往往很難達到預期效果，這就需要科學合理的聯合用藥，充分利用藥物間的協同作用，以提高防控效果：

　　1、重癥一方+強力霉素、土霉素、金霉素等四環素類藥物防控豬支原體肺炎、附紅細胞體病、鏈球菌病、沙門氏菌病等;

　　2、重癥一方+磺胺六甲等磺胺類藥物防控豬支原體肺炎、弓形體病、大腸桿菌病、巴氏桿菌病、鏈球菌病等;

　　3、重癥一方＋喘奇+頭孢菌素類藥物防控豬支原體肺炎、副豬嗜血桿菌病、大腸桿菌病、巴氏桿菌病、鏈球菌病等;

　　4、重癥一方+氟本尼考等防控豬支原體肺炎、傳染性胸膜肺炎、豬痢疾、增生性腸炎、仔豬副傷寒等;

　　5、百蟲殺(伊維菌素+芬苯噠唑等)控制豬群體內外寄生蟲;

　　6、復方微生態肽菌素等控制蚊蠅滋擾;

　　7、同時輔以清熱解毒中藥、黃金搭檔等增強機體體質，提高豬群抗應激能力。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聯合用藥能解決所有問題。再如豬呼吸道疾病綜合征(PRDC)多由病毒、細菌、支原體、寄生蟲及飼養管理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聯合使用藥物也只能解決它能解決的那一部分問題，無論如何是替代不了加強飼養管理的，因為粉塵超標、有害氣體超標、霉菌毒素中毒、營養不良、飼養密度過大、賊風等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及時有效處理，我們確實很難真正控制豬呼吸道疾病。筆者認為“綜合征”顧名思義應當綜合防控，過分依賴藥物極有可能讓養豬生產“賠了夫人又折兵”。

　　七、 環境消毒=資源浪費?

　　筆者所見，有些“規模化”養殖場也門洞大開，車人暢通無阻，消毒池要么是干干的，要么就是綠綠的，或者搞點干白灰撒撒，豬舍里邊整天開著紫外燈“消毒”的也不在少數……“非典”、禽流感、口蹄疫、“豬無名高熱”等活生生的例子告訴我們，在傳染病的防控過程中，消毒是個非常重要的手段，不能因為肉眼“看不到”效果而走過場。

　　八、 節約成本=能省則省?

　　“既想馬兒快快跑，又想馬兒不吃草”的事情在養豬生產中也很多見，如泔水養豬、放牧養豬等。前者省下了飼料成本，后者甚至連建圈舍的錢也給省下了。他們把豬當成了產肉的機器，我姑且稱其為豬肉制造者吧，因為在他們眼里沒有豬，只有豬肉和金錢。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威脅著我國養豬業的健康發展，更為嚴重的是對我們的食品安全和環境公共衛生也造成了相當大的危害。

　　九、 養豬生產=投機倒把?

　　2005年7、8月份開始，全國生豬價格一路走低，加上飼料原料價格走高，筆者所到之處無不哀聲一片，當時許多養豬生產者最關心的不是怎么養好豬，而是行情什么時候才能有所好轉。試問如果豬沒養好，就算大好行情擺在面前又能怎么樣呢?

　　十、 硬件過硬=萬事大吉?

　　中國是名副其實的養豬第一大國，但也是名副其實的豬病第一大容器。這一事實足以說明養豬生產絕對沒有“征地蓋房、高調引豬、雇人喂豬、賣豬點錢”那么簡單，因為集約化養豬場并不是豬的集中營，除了吃喝拉撒還有越來越嚴峻的疫病防控問題需要時刻面對。筆者認為硬件設施和員工素質形如一根軸上的兩個車輪，只有兩者協調一致，并在利好市場和優惠政策的驅動下，才能確保養豬生產安全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