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列御寇》曾借孔子的話說：“大凡人心比山川還要險峻，了解人心比領悟天理還要困難；上天還有春夏秋冬四季的界限，有早晚的分別，而人心卻被掩藏在厚厚的外表和深深的感情下面。因此，有些人外表謙虛謹慎，而內心卻驕傲自滿；有些人貌似長者，而實際上卻不賢德；有些人表面上圓順，而實際上剛直；有些人表面上堅定，而實際上倦怠；有些人表面上緩慢，而實際上卻暴躁。”——本文節選自丁千城《蝴蝶成長戰略》一書
《莊子·列御寇》曾借孔子的話說：“大凡人心比山川還要險峻，了解人心比領悟天理還要困難；上天還有春夏秋冬四季的界限，有早晚的分別，而人心卻被掩藏在厚厚的外表和深深的感情下面。因此，有些人外表謙虛謹慎，而內心卻驕傲自滿；有些人貌似長者，而實際上卻不賢德；有些人表面上圓順，而實際上剛直；有些人表面上堅定，而實際上倦怠；有些人表面上緩慢，而實際上卻暴躁。”《莊子》的意思無非是“人心不可知”，但又一定要“知”，因為從小處說，一個人要選擇戀愛的對象，要選擇工作上的搭擋；從大處說，一個公司要選拔眾多的干部，更嚴重地是還要選擇接班人。所有人事問題的失誤都會導致效能和結果的巨大差異。而且就像惠普前任CEO卡莉·菲奧莉娜所說的那樣：“說到底，商業并不是和數字打交道，而是和人打交道。”因此，我們一定要去努力地了解本質上不可知的人。《莊子》在說完“人心險于山川”之后，提出了一種人才測評的辦法，叫“九征”，就是考察一個人才在九種狀態下的表現，這對于現在公司選拔高層人才仍有巨大的啟迪意義：
① 遠使之而觀其忠
疏遠他，冷落他，讓他呆在遠處，遠離總公司，遠離決策層，觀察他是不是忠心，該不會牢騷滿腹，或者直接辭職吧。在中國古代社會來說，此處的“忠”更多是人事方面的，對現代公司來說，“忠”主要是指對公司價值觀的忠誠。GE公司總裁杰克·韋爾奇說：“完成任務并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得到提升；失敗但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得到第二次機會；既失敗又不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很容易對付；難的是如何對待那些完成任務卻不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我們努力去說服他們，與他們搏斗，為他們而痛苦。”
當然，在中國古代社會，“遠使之”往往也是一種保全人才的手段，尤其在皇位更遞的時候。皇位更遞是一項高風險的人事變動，這時老皇帝會考慮把真正有用的人才放逐出朝廷，以使其避免卷入皇位之爭，然后等新皇帝上臺之后，再把他征召回朝廷。這樣既保全了他，而且（年輕的）新皇帝對他有重用之恩，駕御起來就容易一些。
② 近使之而觀其敬
讓他呆在身邊，親近他，甚至在工作以外建立友誼，以此觀察他是不是還能保持應有的禮儀與尊敬，是不是就由“對事負責制”一變而為“對人負責制”，是不是就此覺得“對人用心”比“對事用心”有更高的個人收益，是不是再進一步發展下去，恃寵而驕，得意忘形。
“遠使之”、“近使之”實際上反映了孔子“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遠則怨，近則不遜”的人性判斷。孔子的這句話讓后世解讀《論語》的人很為難，尤其是女性對這句話意見很大。其實很沒有這種必要，孔子那個時代還是奴隸社會，今日與男子完全平等之女性正無需為奴隸社會之女子鳴冤抱屈，因為要是母系氏族社會文化足夠發達的話，說不定會有女權思想家說“唯男子與小人難養也”。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跳開性別上的爭議，或許很少有人會懷疑“遠則怨，近則不遜”的人性判斷。這種人性的因素每個人身上都有，因此也正是個人休養需要努力的方向。
③ 煩使之而觀其能
給他施加很多、很重、很有挑戰性的工作，有時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借以觀察他的能力。中國歷史上有許多能人，比如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費祎就能夠做到過目不忘：
當時蜀國正值征戰多事之秋，公務繁雜細碎，費祎擔任尚書令，見識過人，每審閱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意思，速度超過常人幾倍，并且過目不忘。費祎經常在早晨和傍晚聽取大家意見，處理公事，中間接待賓客，飲食娛樂，還要做一些帶有賭博色彩的游戲（就像現在打麻將、打八十分一樣），每次都能使人盡興，公事也不荒廢。
等到董允接替費祎，想要效法費祎的行為，僅僅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被耽誤。董允于是嘆息說：“人的才力相差如此之大，不是我能趕得上的！”于是整天聽取意見處理公務，還是沒有空閑。
再比如早年輔助劉宋武帝（劉裕）的劉穆之也很能干：
劉穆之在內總管朝廷政務，在外供應軍旅給養，遇事當機立斷，快如流水，因此內外一切事務，沒有堆積遲滯的。各方賓客從四面八方集中到這里，各種請求訴訟千頭萬緒，內內外外，咨詢稟報，堆滿臺階屋子。他竟然能夠眼看訟書，手寫答復信件，耳朵同時聽屬下的匯報，嘴里也應酬自如，而且同時進行的這四件事相互之間又不混淆錯亂，全都處置得當。
他又喜歡賓客來往，說笑談天，從早到晚，毫無倦意。偶爾有閑暇時間，他便親自抄書，參閱古籍，校訂錯誤。他的性格奢侈豪放，吃飯一定要寬大的桌子，一大早便經常要準備十個人左右的飯食，從來不一個人單獨進餐。
劉穆之曾經對劉裕說：“我劉穆之的家庭出身本來貧窮微賤，維持生計都很艱難。自從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來，雖然心中常常想著節儉，但從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銷，仍然顯得稍微豐厚了一點，除此而外，沒有一點兒是對不起您的了。”
這些都是有本事的人，“煩使之而觀其能”的測評一定可以得滿分。他們就像性能強大的電腦一樣，可以同時開啟好多個程序，因為“內存”充裕，又有不止一個CPU，所以不會死機。就現實的體會來說，這種能力當然有天生異稟的成份，但也是個人休養的結果。你看費祎、劉穆之外面多么“熱鬧”，多么繁花似錦，但他們的心是“靜”的，中心不動、不搖、不亂，就像“老僧入定”一樣。佛教上說“定能生慧”，絕對是真理。不能“定”，就不能處理繁雜的工作，更不能作出高質量的 ④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現在是一個過份強調娛樂的時代，而且要“麻辣風味”才能得到大眾的喜愛。按照麻辣風味來解讀“卒然問焉”，大概類似于腦筋急轉彎吧。
比如突然問你：“米的媽媽是誰？”
答案是“米的媽媽是花，因為花生米。”
再接著問你：“米的爸爸是誰？”
答案是“米的爸爸是蝶，因為蝶戀花。”
再接著問你：“米的外婆又是誰？”
答案是“米的外婆是妙筆，因為妙筆生花。”
據說這幾個問題被某單位作為正式招聘的測試題。要是問我，我一下子肯定答不上來，但我真的喜歡這幾個問題，因為它們有性情，或者說“至情至性”也不為過。但真實歷史事件中的“卒然問焉”要嚴重得多，比如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的，前179年，漢文帝突然問右丞相周勃：“全國一年內判決案件有多少？”周勃謝罪說不知道；文帝又問：“一年內全國錢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謝罪說不知道；緊張和慚愧之下，周勃汗流浹背。再比如前207年，趙高突然指著一匹馬問秦二世身邊的大臣“這是一匹馬呢，還是一只鹿？”這個簡單的、不是問題的問題實際上充滿了刀光劍影，回答得不好就要人頭落地。
如果廣義地來說，無論是在戰場還是在商場，只要是在戰役或戰術層次，每出現一個新情況都是對現場指揮官的“卒然問焉”。比如首批廣告砸下去了，市場并沒有如期的反應，這是一個新情況，是繼續砸呢？還是回過頭來檢討廣告策略，甚至營銷From EMKT.com.cn策略。這種“卒然問焉”是殘酷的，因為繼續砸可能是“找死”，不砸的話可能只是“等死”。
因此，“卒然問焉而觀其知”中的“知”如果僅僅解釋為“知識或學問”是膚淺的，明朝大哲學家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有“行才是知的完成”，也是最終對人才加以判斷的依據。
⑤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信”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也是蝴蝶模型九要素之一。古代交通不發達，因此“急與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時到達，是檢測個人信用的一種方法。從廣義上來講，可以理解為任何一個“倉猝的約定”，哪怕只是一件小事情，借以觀察其人遵守信諾的情況。
有一種人天生“死腦筋”，比如《莊子》書中尾生的故事：尾生與一女子說好在一座橋下約會，不見不散。到了約定的時間，那名女子卻沒有來，尾生苦苦地等待，后來河里開始發大水，尾生就抱著橋柱被淹死了。尾生真是死腦筋，約好在橋柱下等，大水來了，哪怕換一個地方，比如到河岸上，他都不肯，可算是信守諾言的“情圣”。
尾生是一種人格類型，我們再看另一種人格類型。《世說新語》上記載說，王徽之（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住在浙江紹興，一天夜里下大雪，他睡覺醒來，打開房門，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就起身徘徊，念了幾句詩，忽然想起當時住在浙江嵊縣的戴安道，王徽之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走了一夜才趕到，到戴安道門前卻不去敲門就返回了。有人問他這樣做的原因，王徽之回答說：我本來是乘興而來，現在興盡而返，為什么一定要見到戴安道呢？王徽之是所謂的“名士”類型，很灑脫，很率性，過份地順從自己心性的細微變化。雖然他跟戴安道沒有事先的約定，但此種名士風度做一個文人可以，但絕不是公司領導者的胚胎。
尾生和王徽之都是極端的人格類型，但在與人相處的現實體驗中，我們都能時常看到他們的影子。《黃帝內經》也區分了五種人格類型，其中之一是“太陽之人”：“太陽之人對生活安然自足，好講大話，言過其實，好高騖遠，行動粗率不顧是非，做的事很平常卻自以為了不起，做了錯事常不后悔。”一個公司在提拔干部的時候，一定要對“太陽之人”保持警惕。
⑥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這一條人才測試題，是關于很敏感的錢財問題。中國老話說“經手不窮”，“荒年餓不死伙頭軍（廚師）”，因此一些公司銷售額已經好幾個億了，但任何一張發票的報銷還要老板簽字，因為在公司內部找不到可以在錢財上完全信任的人，老板其實也搞不清楚那些發票究竟是什么用途，只是閉著眼睛瞎簽。也有一些老板果真把財權下放給某個人，后來果然那個人就有了不小的經濟問題，給弄到局子里去了。還有一些公司稍一發展，公司內部就開始出現集體性腐敗，大家都想辦法撈不義之財，開始是“潛規則”，時間長了，涉及面大了，就成為“半明半暗的規則”，發展到最后就是公開的了。因此宋高宗趙構曾經問岳飛：“天下如何才能太平？”岳飛回答說：“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仁”是孔子哲學的核心，“仁者，愛人”，就是要愛別人，愛天下人，這是大的原則，有點抽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則直接把“仁”跟一個人的金錢觀念聯系起來，很具體。山西晉商測試伙記愛不愛錢，掌柜的會故意丟幾個銅錢在地上，借以觀察清晨掃地的小伙記撿到后怎么辦？是默默無聞地放在自己兜里，還是上交給掌柜的。在劇烈變動的經濟時代，不拿不該拿的錢尤其需要“克己”的上乘功夫，能做到這一點也就是“仁”了。
⑦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危”其實是一種常態，任何組織都會遇到極端困難、命運叵測的時候，所以現在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危機公關”。面對危機，一個人可能會有如下一些反應：一是駝鳥政策，駝鳥遇到危險，只是把頭深深地埋在沙地里，駝鳥拒絕看到危險。這種“拒絕”有時表現為是一種“判斷”，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舉了一個案例：
【對日本會不會入侵一事，黃允吉和金誠一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
日本帝國在十六世紀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將豐臣秀吉。他統一了全國，擔任國家最高執政官（關白），天皇便成為一個虛名。豐臣秀吉在國內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后，日本三島已不能容納他的野心，他決定征服朝鮮。1590年，朝鮮得到日本即將入侵的情報，感到不能置信。為慎重起見，特地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日本訪問，調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
代表團于第二年返國，提出兩份內容恰恰相反的報告，團長黃允吉認為日本一定會有軍事行動，副團長金誠一則認為冷戰有可能，熱戰絕不可能。朝鮮國王李昖問二人對豐臣秀吉的印象，黃允吉說：“光采煥發，具有膽略。”金誠一說：“雙眼像老鼠一樣，毫無威嚴。”朝鮮政府經過研究之后，決定采信副團長金誠一的判斷。那時朝鮮的李王朝跟中國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樣的腐敗渾噩，他們不愿意受到攻擊，所以不相信會受到攻擊。
1592年，豐臣秀吉統率海陸軍15萬人，渡過對馬海峽，在朝鮮半島的釜山城登陸。朝鮮不堪一擊，只不過三個月時間，朝鮮全國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義州一個孤城。李昖向中國告急，他認為復國無望，請求舉族內遷。
面對危機的另一種態度是認為“危機=危險+機遇”，這種心態有點類似于西方人所說的“當上帝關上一扇門的時候，他打開另一扇窗戶”。可口可樂公司改變可口可樂配方，花400萬美元研發了新可口可樂，可口可樂公司由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但最后新可口可樂的慘敗使老可口可樂獲得的免費宣傳遠遠超過了400萬美元，可口可樂董事長郭思達把這種非同尋常的行銷大錯轉變成商業妙計。郭思達在事件平息以后，不無自得地說：“我的工作不是保證正確行事，而是創造利潤。”
面對危機的第三種態度很簡單，就是“臨危一死報君恩”，他們對時局無所挽救，被一種本質上的“無力感”所控制，最后像飛蛾撲火一樣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面對山東（崤山以東）六國已經注定要被秦國吞滅的命運，燕國太子丹想出一個餿主意，他找到刺客荊軻，還有秦舞陽，派他們去咸陽刺殺秦始皇。“漢初三杰”之一的張良也曾在博浪沙（河南中牟縣）刺殺秦始皇（前218年），當然沒有成功，但張良后來輔助劉邦奪取了秦之天下。我在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菊花與刀》一書中看到了一些令人震驚的數據：
日本人是如此忠實地實踐了這條軍規（不投降主義），以至在緬甸北部會戰中被俘者同陣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被關押在戰俘營里的142人中，除少數之外，他們被俘時都已受傷，或者已失去知覺。獨自一人或兩三人一起“投降”的只是極少數。在西方各國的軍隊里，陣亡人數如果達到該部隊總兵力的1/4或1/3時，該支部隊不投降是不可能的，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投降者與陣亡者的比例大約是4/1。那些面臨死路的日本人常常會以能與一個敵人同歸于盡而自豪。即使他已被俘，他同樣會這么干。正如有個日本戰俘說的那樣，“一旦下定為勝利而捐軀的決心，未建樹任何功勛就死去那是可恥的。”另外，二戰時日本神風敢死隊從其成立到日本投降，用1228人的生命擊沉34艘美國軍艦。
面對危機的第四種態度同樣很簡單，就是逃跑。有些逃跑本來顯得很正常，但因為恰恰有人不肯逃跑，反而凸現出逃跑的人有很多不足。戊戌政變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跑了，但譚嗣同不肯跑，李敖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對此有詳盡的描寫。逃跑的人當然有十足的理由——“保全火種”，不逃跑的人也有十足的理由——“成功需要時間和氣候，我正好被安排在前段，我是注定要做‘先烈’的人，不是注定要做‘元老’的人。”日本人想救譚嗣同，有一個日本外交官說：“中國不是沒有武士道，但中國的武士道的發展太偏向一身一家的私恩私怨，或是一個地區一個幫會的私恩私怨，他們任俠感死的目標可惜都太窄了，太小了，他們的血，很少為國家民族這種大目標流，勇于私斗，怯于公義，這是支那人的毛病。”
⑧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這一條測評同樣很具體，就是讓他喝醉酒，然后觀察他的行為準則。喝酒是中國人的一大愛好，也有許多故事，這里都不展開。本條測評的設置要點在于讓人處在“極端狀態”借以觀察他在平時不能顯現的真實情志，而喝醉酒不過是“極端狀態”之一種而已。《鬼谷子》上說“夫情變于內者，形見于外”，就是說一個人內在感情有所變化的時候，在這個人的外形上一定會有所表現，而在一個人特別高興的時候（“甚喜之時”）、特別恐懼的時候（“甚懼之時”），這種表現會更加明顯，如果在這個人特別高興的時候又順從他的欲望，在這個人特別恐懼的時候又對他厭惡的東西表示更進一步的深惡痛絕，那么他就一定“不能隱其情”了。
現在有一個特別流行的詞叫“包裝”，“包裝”并不是一個貶義詞，但是在作出重大人事決定的時候，我們還是非常想知道一個人的真面目。隋文帝楊堅一直要到臨死的時候才知道小兒子楊廣（后繼位為隋煬帝）的真面目，但是楊堅的大兒子楊勇（太子）已經被楊廣害死了，楊廣的花樣文章做得太出色了，老子楊堅明白過來的時候，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英國的黛安娜王妃因車禍去世的時候，新聞報道中曾經說到她的表弟在悼詞中說，黛安娜王妃表面上看起來光彩照人，風華絕代，但實際上她只是一個內心缺乏安全感的小女人。是的，人性是復雜的。記得一個外國作家說過，假如你在大街上隨便找一個人，如果你能把他（她）的一生寫出來，他（她）的成長經歷、情感、欲望，內心的搏殺，雖然他（她）沒有任何可以獲得聲名的事跡，終其一生只要為數不多的人知道他（她），但這樣的作品一定也是驚心動魄的。我覺得，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文關懷。對一個人的尊重，必須是對一個人“復雜性”的尊重。
⑨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有文章解釋這句話的意思說：讓他和女人混坐在一起以觀察他是否好色。這種說法真是太狹隘了。本條測評的目的是讓他和各式各樣的人相處，借以觀察他的面部表情。“色”的本義就是“臉色”。人生在世，難的就是與人相處，而一個領導者，一個管理者，就必須跟各式各樣的人相處，而且不是一般的相處，很多時候是朝夕相處。能與各式各樣的人相處得很好，這需要高度的休養。舉一個例子，假如你穿著很普通，甚至穿上破衣服，在一個五星級酒店跟一群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在一起，你能不能不窘迫，能不能仍然感覺很自在。或者反過來，你衣冠楚楚，在一個五星級酒店請一個多年不見、衣食寒酸、舉止粗魯的農民工老鄉吃飯，你能不能做到很自在，能不能沒有任何心理上、行為上的優越感。在這樣的兩種場景下，你的“臉色”能不能是一致的，前者“不卑”，后者“不亢”，真的好難。
莊子“九征”測評人才就是如此全面，如此大不易，其根本原因還在于“知人之難”。要全面地了解一個人，首要條件就是要和他多接觸，一起經歷許多事，經歷一個較長時期。因此，“舉賢不避親”就很有必要。我們看一看唐朝宰相李絳的相關分析：
812年，唐憲宗曾經對各位宰相們說：“你們這些人應當替朕珍惜官位，不要用官位偏袒親戚故舊。”李吉甫、權德輿都推脫說自己沒有那樣的膽量。李絳說：“既不是親屬，又不是故交，無法了解一個人的才能。對自己了解的人尚且不能夠授予官職，對不了解的人又怎么敢授給官職呢？只須過問一個人的才能和器識與所授官職是否相稱而已。倘若規避親戚故舊的嫌疑，使本朝缺欠人才濟濟的局面，這便是茍求自安的臣下，并不符合大公無私的原則！如果任用的人是不合適的，朝廷自然會有刑罰相加，有誰敢逃避呢！”
唐憲宗說：“誠然如你所說。”
中國歷史上還總結了一些選拔人才的經驗，比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一個人如果對父母都不能盡孝，期望他做一個忠臣，當然就顯得很沒有把握。但這樣的經驗并不能說是普遍的規律，只是概率大一點而已。如果沒有時間和機會去“九征”，這樣的經驗也可以作為選拔人才的一種籠統的依據。
《莊子·列御寇》曾借孔子的話說：“大凡人心比山川還要險峻，了解人心比領悟天理還要困難；上天還有春夏秋冬四季的界限，有早晚的分別，而人心卻被掩藏在厚厚的外表和深深的感情下面。因此，有些人外表謙虛謹慎，而內心卻驕傲自滿；有些人貌似長者，而實際上卻不賢德；有些人表面上圓順，而實際上剛直；有些人表面上堅定，而實際上倦怠；有些人表面上緩慢，而實際上卻暴躁。”《莊子》的意思無非是“人心不可知”，但又一定要“知”，因為從小處說，一個人要選擇戀愛的對象，要選擇工作上的搭擋；從大處說，一個公司要選拔眾多的干部，更嚴重地是還要選擇接班人。所有人事問題的失誤都會導致效能和結果的巨大差異。而且就像惠普前任CEO卡莉·菲奧莉娜所說的那樣：“說到底，商業并不是和數字打交道，而是和人打交道。”因此，我們一定要去努力地了解本質上不可知的人。《莊子》在說完“人心險于山川”之后，提出了一種人才測評的辦法，叫“九征”，就是考察一個人才在九種狀態下的表現，這對于現在公司選拔高層人才仍有巨大的啟迪意義：
① 遠使之而觀其忠
疏遠他，冷落他，讓他呆在遠處，遠離總公司，遠離決策層，觀察他是不是忠心，該不會牢騷滿腹，或者直接辭職吧。在中國古代社會來說，此處的“忠”更多是人事方面的，對現代公司來說，“忠”主要是指對公司價值觀的忠誠。GE公司總裁杰克·韋爾奇說：“完成任務并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得到提升；失敗但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得到第二次機會；既失敗又不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很容易對付；難的是如何對待那些完成任務卻不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我們努力去說服他們，與他們搏斗，為他們而痛苦。”
當然，在中國古代社會，“遠使之”往往也是一種保全人才的手段，尤其在皇位更遞的時候。皇位更遞是一項高風險的人事變動，這時老皇帝會考慮把真正有用的人才放逐出朝廷，以使其避免卷入皇位之爭，然后等新皇帝上臺之后，再把他征召回朝廷。這樣既保全了他，而且（年輕的）新皇帝對他有重用之恩，駕御起來就容易一些。
② 近使之而觀其敬
讓他呆在身邊，親近他，甚至在工作以外建立友誼，以此觀察他是不是還能保持應有的禮儀與尊敬，是不是就由“對事負責制”一變而為“對人負責制”，是不是就此覺得“對人用心”比“對事用心”有更高的個人收益，是不是再進一步發展下去，恃寵而驕，得意忘形。
“遠使之”、“近使之”實際上反映了孔子“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遠則怨，近則不遜”的人性判斷。孔子的這句話讓后世解讀《論語》的人很為難，尤其是女性對這句話意見很大。其實很沒有這種必要，孔子那個時代還是奴隸社會，今日與男子完全平等之女性正無需為奴隸社會之女子鳴冤抱屈，因為要是母系氏族社會文化足夠發達的話，說不定會有女權思想家說“唯男子與小人難養也”。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跳開性別上的爭議，或許很少有人會懷疑“遠則怨，近則不遜”的人性判斷。這種人性的因素每個人身上都有，因此也正是個人休養需要努力的方向。
③ 煩使之而觀其能
給他施加很多、很重、很有挑戰性的工作，有時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借以觀察他的能力。中國歷史上有許多能人，比如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費祎就能夠做到過目不忘：
當時蜀國正值征戰多事之秋，公務繁雜細碎，費祎擔任尚書令，見識過人，每審閱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意思，速度超過常人幾倍，并且過目不忘。費祎經常在早晨和傍晚聽取大家意見，處理公事，中間接待賓客，飲食娛樂，還要做一些帶有賭博色彩的游戲（就像現在打麻將、打八十分一樣），每次都能使人盡興，公事也不荒廢。
等到董允接替費祎，想要效法費祎的行為，僅僅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被耽誤。董允于是嘆息說：“人的才力相差如此之大，不是我能趕得上的！”于是整天聽取意見處理公務，還是沒有空閑。
再比如早年輔助劉宋武帝（劉裕）的劉穆之也很能干：
劉穆之在內總管朝廷政務，在外供應軍旅給養，遇事當機立斷，快如流水，因此內外一切事務，沒有堆積遲滯的。各方賓客從四面八方集中到這里，各種請求訴訟千頭萬緒，內內外外，咨詢稟報，堆滿臺階屋子。他竟然能夠眼看訟書，手寫答復信件，耳朵同時聽屬下的匯報，嘴里也應酬自如，而且同時進行的這四件事相互之間又不混淆錯亂，全都處置得當。
他又喜歡賓客來往，說笑談天，從早到晚，毫無倦意。偶爾有閑暇時間，他便親自抄書，參閱古籍，校訂錯誤。他的性格奢侈豪放，吃飯一定要寬大的桌子，一大早便經常要準備十個人左右的飯食，從來不一個人單獨進餐。
劉穆之曾經對劉裕說：“我劉穆之的家庭出身本來貧窮微賤，維持生計都很艱難。自從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來，雖然心中常常想著節儉，但從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銷，仍然顯得稍微豐厚了一點，除此而外，沒有一點兒是對不起您的了。”
這些都是有本事的人，“煩使之而觀其能”的測評一定可以得滿分。他們就像性能強大的電腦一樣，可以同時開啟好多個程序，因為“內存”充裕，又有不止一個CPU，所以不會死機。就現實的體會來說，這種能力當然有天生異稟的成份，但也是個人休養的結果。你看費祎、劉穆之外面多么“熱鬧”，多么繁花似錦，但他們的心是“靜”的，中心不動、不搖、不亂，就像“老僧入定”一樣。佛教上說“定能生慧”，絕對是真理。不能“定”，就不能處理繁雜的工作，更不能作出高質量的 ④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現在是一個過份強調娛樂的時代，而且要“麻辣風味”才能得到大眾的喜愛。按照麻辣風味來解讀“卒然問焉”，大概類似于腦筋急轉彎吧。
比如突然問你：“米的媽媽是誰？”
答案是“米的媽媽是花，因為花生米。”
再接著問你：“米的爸爸是誰？”
答案是“米的爸爸是蝶，因為蝶戀花。”
再接著問你：“米的外婆又是誰？”
答案是“米的外婆是妙筆，因為妙筆生花。”
據說這幾個問題被某單位作為正式招聘的測試題。要是問我，我一下子肯定答不上來，但我真的喜歡這幾個問題，因為它們有性情，或者說“至情至性”也不為過。但真實歷史事件中的“卒然問焉”要嚴重得多，比如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的，前179年，漢文帝突然問右丞相周勃：“全國一年內判決案件有多少？”周勃謝罪說不知道；文帝又問：“一年內全國錢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謝罪說不知道；緊張和慚愧之下，周勃汗流浹背。再比如前207年，趙高突然指著一匹馬問秦二世身邊的大臣“這是一匹馬呢，還是一只鹿？”這個簡單的、不是問題的問題實際上充滿了刀光劍影，回答得不好就要人頭落地。
如果廣義地來說，無論是在戰場還是在商場，只要是在戰役或戰術層次，每出現一個新情況都是對現場指揮官的“卒然問焉”。比如首批廣告砸下去了，市場并沒有如期的反應，這是一個新情況，是繼續砸呢？還是回過頭來檢討廣告策略，甚至營銷From EMKT.com.cn策略。這種“卒然問焉”是殘酷的，因為繼續砸可能是“找死”，不砸的話可能只是“等死”。
因此，“卒然問焉而觀其知”中的“知”如果僅僅解釋為“知識或學問”是膚淺的，明朝大哲學家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有“行才是知的完成”，也是最終對人才加以判斷的依據。
⑤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信”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也是蝴蝶模型九要素之一。古代交通不發達，因此“急與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時到達，是檢測個人信用的一種方法。從廣義上來講，可以理解為任何一個“倉猝的約定”，哪怕只是一件小事情，借以觀察其人遵守信諾的情況。
有一種人天生“死腦筋”，比如《莊子》書中尾生的故事：尾生與一女子說好在一座橋下約會，不見不散。到了約定的時間，那名女子卻沒有來，尾生苦苦地等待，后來河里開始發大水，尾生就抱著橋柱被淹死了。尾生真是死腦筋，約好在橋柱下等，大水來了，哪怕換一個地方，比如到河岸上，他都不肯，可算是信守諾言的“情圣”。
尾生是一種人格類型，我們再看另一種人格類型。《世說新語》上記載說，王徽之（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住在浙江紹興，一天夜里下大雪，他睡覺醒來，打開房門，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就起身徘徊，念了幾句詩，忽然想起當時住在浙江嵊縣的戴安道，王徽之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走了一夜才趕到，到戴安道門前卻不去敲門就返回了。有人問他這樣做的原因，王徽之回答說：我本來是乘興而來，現在興盡而返，為什么一定要見到戴安道呢？王徽之是所謂的“名士”類型，很灑脫，很率性，過份地順從自己心性的細微變化。雖然他跟戴安道沒有事先的約定，但此種名士風度做一個文人可以，但絕不是公司領導者的胚胎。
尾生和王徽之都是極端的人格類型，但在與人相處的現實體驗中，我們都能時常看到他們的影子。《黃帝內經》也區分了五種人格類型，其中之一是“太陽之人”：“太陽之人對生活安然自足，好講大話，言過其實，好高騖遠，行動粗率不顧是非，做的事很平常卻自以為了不起，做了錯事常不后悔。”一個公司在提拔干部的時候，一定要對“太陽之人”保持警惕。
⑥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這一條人才測試題，是關于很敏感的錢財問題。中國老話說“經手不窮”，“荒年餓不死伙頭軍（廚師）”，因此一些公司銷售額已經好幾個億了，但任何一張發票的報銷還要老板簽字，因為在公司內部找不到可以在錢財上完全信任的人，老板其實也搞不清楚那些發票究竟是什么用途，只是閉著眼睛瞎簽。也有一些老板果真把財權下放給某個人，后來果然那個人就有了不小的經濟問題，給弄到局子里去了。還有一些公司稍一發展，公司內部就開始出現集體性腐敗，大家都想辦法撈不義之財，開始是“潛規則”，時間長了，涉及面大了，就成為“半明半暗的規則”，發展到最后就是公開的了。因此宋高宗趙構曾經問岳飛：“天下如何才能太平？”岳飛回答說：“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仁”是孔子哲學的核心，“仁者，愛人”，就是要愛別人，愛天下人，這是大的原則，有點抽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則直接把“仁”跟一個人的金錢觀念聯系起來，很具體。山西晉商測試伙記愛不愛錢，掌柜的會故意丟幾個銅錢在地上，借以觀察清晨掃地的小伙記撿到后怎么辦？是默默無聞地放在自己兜里，還是上交給掌柜的。在劇烈變動的經濟時代，不拿不該拿的錢尤其需要“克己”的上乘功夫，能做到這一點也就是“仁”了。
⑦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危”其實是一種常態，任何組織都會遇到極端困難、命運叵測的時候，所以現在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危機公關”。面對危機，一個人可能會有如下一些反應：一是駝鳥政策，駝鳥遇到危險，只是把頭深深地埋在沙地里，駝鳥拒絕看到危險。這種“拒絕”有時表現為是一種“判斷”，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舉了一個案例：
【對日本會不會入侵一事，黃允吉和金誠一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
日本帝國在十六世紀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將豐臣秀吉。他統一了全國，擔任國家最高執政官（關白），天皇便成為一個虛名。豐臣秀吉在國內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后，日本三島已不能容納他的野心，他決定征服朝鮮。1590年，朝鮮得到日本即將入侵的情報，感到不能置信。為慎重起見，特地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日本訪問，調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
代表團于第二年返國，提出兩份內容恰恰相反的報告，團長黃允吉認為日本一定會有軍事行動，副團長金誠一則認為冷戰有可能，熱戰絕不可能。朝鮮國王李昖問二人對豐臣秀吉的印象，黃允吉說：“光采煥發，具有膽略。”金誠一說：“雙眼像老鼠一樣，毫無威嚴。”朝鮮政府經過研究之后，決定采信副團長金誠一的判斷。那時朝鮮的李王朝跟中國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樣的腐敗渾噩，他們不愿意受到攻擊，所以不相信會受到攻擊。
1592年，豐臣秀吉統率海陸軍15萬人，渡過對馬海峽，在朝鮮半島的釜山城登陸。朝鮮不堪一擊，只不過三個月時間，朝鮮全國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義州一個孤城。李昖向中國告急，他認為復國無望，請求舉族內遷。
面對危機的另一種態度是認為“危機=危險+機遇”，這種心態有點類似于西方人所說的“當上帝關上一扇門的時候，他打開另一扇窗戶”。可口可樂公司改變可口可樂配方，花400萬美元研發了新可口可樂，可口可樂公司由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但最后新可口可樂的慘敗使老可口可樂獲得的免費宣傳遠遠超過了400萬美元，可口可樂董事長郭思達把這種非同尋常的行銷大錯轉變成商業妙計。郭思達在事件平息以后，不無自得地說：“我的工作不是保證正確行事，而是創造利潤。”
面對危機的第三種態度很簡單，就是“臨危一死報君恩”，他們對時局無所挽救，被一種本質上的“無力感”所控制，最后像飛蛾撲火一樣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面對山東（崤山以東）六國已經注定要被秦國吞滅的命運，燕國太子丹想出一個餿主意，他找到刺客荊軻，還有秦舞陽，派他們去咸陽刺殺秦始皇。“漢初三杰”之一的張良也曾在博浪沙（河南中牟縣）刺殺秦始皇（前218年），當然沒有成功，但張良后來輔助劉邦奪取了秦之天下。我在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菊花與刀》一書中看到了一些令人震驚的數據：
日本人是如此忠實地實踐了這條軍規（不投降主義），以至在緬甸北部會戰中被俘者同陣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被關押在戰俘營里的142人中，除少數之外，他們被俘時都已受傷，或者已失去知覺。獨自一人或兩三人一起“投降”的只是極少數。在西方各國的軍隊里，陣亡人數如果達到該部隊總兵力的1/4或1/3時，該支部隊不投降是不可能的，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投降者與陣亡者的比例大約是4/1。那些面臨死路的日本人常常會以能與一個敵人同歸于盡而自豪。即使他已被俘，他同樣會這么干。正如有個日本戰俘說的那樣，“一旦下定為勝利而捐軀的決心，未建樹任何功勛就死去那是可恥的。”另外，二戰時日本神風敢死隊從其成立到日本投降，用1228人的生命擊沉34艘美國軍艦。
面對危機的第四種態度同樣很簡單，就是逃跑。有些逃跑本來顯得很正常，但因為恰恰有人不肯逃跑，反而凸現出逃跑的人有很多不足。戊戌政變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跑了，但譚嗣同不肯跑，李敖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對此有詳盡的描寫。逃跑的人當然有十足的理由——“保全火種”，不逃跑的人也有十足的理由——“成功需要時間和氣候，我正好被安排在前段，我是注定要做‘先烈’的人，不是注定要做‘元老’的人。”日本人想救譚嗣同，有一個日本外交官說：“中國不是沒有武士道，但中國的武士道的發展太偏向一身一家的私恩私怨，或是一個地區一個幫會的私恩私怨，他們任俠感死的目標可惜都太窄了，太小了，他們的血，很少為國家民族這種大目標流，勇于私斗，怯于公義，這是支那人的毛病。”
⑧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這一條測評同樣很具體，就是讓他喝醉酒，然后觀察他的行為準則。喝酒是中國人的一大愛好，也有許多故事，這里都不展開。本條測評的設置要點在于讓人處在“極端狀態”借以觀察他在平時不能顯現的真實情志，而喝醉酒不過是“極端狀態”之一種而已。《鬼谷子》上說“夫情變于內者，形見于外”，就是說一個人內在感情有所變化的時候，在這個人的外形上一定會有所表現，而在一個人特別高興的時候（“甚喜之時”）、特別恐懼的時候（“甚懼之時”），這種表現會更加明顯，如果在這個人特別高興的時候又順從他的欲望，在這個人特別恐懼的時候又對他厭惡的東西表示更進一步的深惡痛絕，那么他就一定“不能隱其情”了。
現在有一個特別流行的詞叫“包裝”，“包裝”并不是一個貶義詞，但是在作出重大人事決定的時候，我們還是非常想知道一個人的真面目。隋文帝楊堅一直要到臨死的時候才知道小兒子楊廣（后繼位為隋煬帝）的真面目，但是楊堅的大兒子楊勇（太子）已經被楊廣害死了，楊廣的花樣文章做得太出色了，老子楊堅明白過來的時候，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英國的黛安娜王妃因車禍去世的時候，新聞報道中曾經說到她的表弟在悼詞中說，黛安娜王妃表面上看起來光彩照人，風華絕代，但實際上她只是一個內心缺乏安全感的小女人。是的，人性是復雜的。記得一個外國作家說過，假如你在大街上隨便找一個人，如果你能把他（她）的一生寫出來，他（她）的成長經歷、情感、欲望，內心的搏殺，雖然他（她）沒有任何可以獲得聲名的事跡，終其一生只要為數不多的人知道他（她），但這樣的作品一定也是驚心動魄的。我覺得，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文關懷。對一個人的尊重，必須是對一個人“復雜性”的尊重。
⑨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有文章解釋這句話的意思說：讓他和女人混坐在一起以觀察他是否好色。這種說法真是太狹隘了。本條測評的目的是讓他和各式各樣的人相處，借以觀察他的面部表情。“色”的本義就是“臉色”。人生在世，難的就是與人相處，而一個領導者，一個管理者，就必須跟各式各樣的人相處，而且不是一般的相處，很多時候是朝夕相處。能與各式各樣的人相處得很好，這需要高度的休養。舉一個例子，假如你穿著很普通，甚至穿上破衣服，在一個五星級酒店跟一群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在一起，你能不能不窘迫，能不能仍然感覺很自在。或者反過來，你衣冠楚楚，在一個五星級酒店請一個多年不見、衣食寒酸、舉止粗魯的農民工老鄉吃飯，你能不能做到很自在，能不能沒有任何心理上、行為上的優越感。在這樣的兩種場景下，你的“臉色”能不能是一致的，前者“不卑”，后者“不亢”，真的好難。
莊子“九征”測評人才就是如此全面，如此大不易，其根本原因還在于“知人之難”。要全面地了解一個人，首要條件就是要和他多接觸，一起經歷許多事，經歷一個較長時期。因此，“舉賢不避親”就很有必要。我們看一看唐朝宰相李絳的相關分析：
812年，唐憲宗曾經對各位宰相們說：“你們這些人應當替朕珍惜官位，不要用官位偏袒親戚故舊。”李吉甫、權德輿都推脫說自己沒有那樣的膽量。李絳說：“既不是親屬，又不是故交，無法了解一個人的才能。對自己了解的人尚且不能夠授予官職，對不了解的人又怎么敢授給官職呢？只須過問一個人的才能和器識與所授官職是否相稱而已。倘若規避親戚故舊的嫌疑，使本朝缺欠人才濟濟的局面，這便是茍求自安的臣下，并不符合大公無私的原則！如果任用的人是不合適的，朝廷自然會有刑罰相加，有誰敢逃避呢！”
唐憲宗說：“誠然如你所說。”
中國歷史上還總結了一些選拔人才的經驗，比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一個人如果對父母都不能盡孝，期望他做一個忠臣，當然就顯得很沒有把握。但這樣的經驗并不能說是普遍的規律，只是概率大一點而已。如果沒有時間和機會去“九征”，這樣的經驗也可以作為選拔人才的一種籠統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