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生動物疫病的發生日益受到全世界廣大的動物衛生和公共衛生人員的關注，隨著人類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動物產業的高度集約化，新生動物疫病不斷出現，已經嚴重制約了動物產業的發展，并危害到公共衛生安全和人類健康。文章總結了近20年來造成或促進新生動物疫病發生的主要原因(動物及其產品的流動或運輸、病原的重組和變異、飼養方式的改變、生態環境的改變和破壞、病原的實驗室泄漏和生物恐怖主義威脅等)以及在歷史上所造成的新生動物疫病，以利于廣大從事動物衛生和公共衛生人員對新生動物疫病的認識和了解。

關鍵詞：新出現動物疫病；誘因；趨勢

人類新生和再生疫病已受到普遍重視，而對新生動物疫病的認識則相對較晚，始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本文就新生動物疫病發生的原因和趨勢進行闡述和分析。

1　新生動物疫病的概念

新生動物疫病(Newly emerging animal diseases)包括發生在動物群體內的新型傳染病，以及先前已經存在但其發病頻率和發病范圍快速增加的傳染病[1]。根據此概念，新生動物疫病包括了在一個區域內先前不是問題但現在已經成為問題的傳染病。例如，廣受關注的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就是發生在牛群內的新型傳染病，而口蹄疫(Foot-and-mouth disease，FMD)則是先前已經存在但其發病頻率和發病范圍快速增加的傳染病。由于對一種在一個地區新發的疫病，人們往往沒有具備控制該病的措施和方法，或者以前用于控制疫病的計劃出現較大漏洞。一旦新發病發生并呈流行趨勢，在一定時間內將難以控制。新生動物疫病因其不確定性、難以預測性而使人們無法及時做出決策和采取有效措施，造成極高的病死率，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成為世界性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

2　新生動物疫病出現的原因

新生動物疫病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由動物高密度飼養、不同動物品種混養、動物及其產品的流動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因素單獨或共同作用造成的。

2.1　動物及其產品的流動或運輸

通過動物及其產品的移動，將某種特定的病原攜帶到易感的動物群，一直是歷史上發生動物傳染病流行的根源。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世界大市場得以形成，畜禽及其產品的進出口越來越頻繁，從而使得疫病跨國、跨大洲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根據報告的資料，在過去的30多年，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通過受感染的豬肉產品在幾乎全球范圍內流行[2]；1987年，藍耳病首次在美國出現，1992年大范圍播散遍及整個北美和歐洲，1993年日本、韓國、菲律賓等亞洲國家出現本病，1996年我國便發現該病并迅速蔓延到各地；1989年，隨著獼猴從菲律賓的引入，埃波拉(Ebola)病毒被引入美國，造成了猴群暴發災難性埃波拉病毒感染；1993年，在進口動物中，加拿大發現了牛海綿狀腦病(BSE)，隨后，在多個國家發現的BSE均與進口活體動物及其產品有關；自1993年意大利因進口克羅地亞牛而首次暴發FMD以來，所發生的國內不同區域間和國與國間的流行，大都與活體動物及其產品的流動和運輸有關。

2.1　病原的重組和變異

在某種條件下，病原可能發生重組和變異。例如，不同品種畜禽的混合飼養或運輸過程中的混載，以及多種疫病并發和繼發感染，使得不同病原體在同一宿主細胞內同時增殖的概率大幅度上升，為同種病原的不同血清型或亞型及異種病原間基因的重組創造了條件，進而有可能產生新病原，而且具備對原有的宿主或其它種宿主的致病力；此外，在強大的動物特異性免疫力的作用下，病原有可能發生適應性的變異，以避開宿主免疫力的作用，變異的結果，宿主原有的特異性免疫力減弱甚至缺乏。在人類傳染病中，多數學者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的病原即來自猿類祖先，而新近發生的SARS(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病毒也可能是通過某種方式的重組或變異而產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變種。在動物傳染病中，經對犬細小病毒(Canine parvovirus，CPV)深入的基因分析認為，CPV來自另一種食肉動物的病毒；1996年，犬瘟熱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CDV)在某生態系統中造成獅子死亡率達33%。1997年發生在香港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人類，以及隨后在全球的流行和自然宿主范圍的大幅度增加，就是病毒經重組、變異，其宿主范圍發生了變化的結果[3]。

2.3　飼養方式的改變

BSE的發生與否取決于是否有癢疫因子的存在，1981年，使用了一個生產牛飼料蛋白的可溶性抽提程序，該程序可能使癢疫因子在整個牛飼料蛋白加工過程中存活而進入牛體內，并最終導致BSE的發生；牛分支桿菌在捕獲飼養的鹿和麋鹿群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其傳播的原因在于同野生動物自然生存狀態相比，人為地定點飼養使動物個體間更接近；通過改變野生動物的飼養和生活方式，動物園也為新生動物疫病的出現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有人認為，牛結核和惡性卡它熱(Malignant catarrhal fever，MCF)的出現和再次出現，是在動物園內野生動物聚集區域內，不同種類的偶蹄獸與羚羊相互接近的結果；發生在人類的新生疫病，大腸埃希菌O157∶H7感染，已經成為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據分析認為，該人類新生疫病與動物飼養方式特別是動物的高密度飼養有關。

2.4　生態環境的改變和破壞

現已認識到，不適當的灌溉工程、水電工程、洪水等，造成了地表污水的聚集，大量的蚊蟲在此繁衍、生存，是裂谷熱、馬委內瑞拉腦炎發生的原因[4]；在南海，由于海豹群的擴張和遷徙路線的改變，麻疹病毒導致了在新的海豹群內發生新生疫病；在前些年的北美洲多處，越冬的野生水禽群發生了新城疫、鴨瘟和禽霍亂流行，這是濕地減少、氣候惡化使野生禽群密度增加以及水源污染使野生禽群免疫力下降的共同結果；尼巴病毒原本存在于果蝠身上，而果蝠分布于原始的熱帶雨林，由于人類不斷砍伐熱帶雨林，使得果蝠失去了棲息地，它們才飛到人類生存的地方；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黃熱病病毒原先只是存在于猴子中，只有偶然的機會才能感染人，如果環境條件嚴重惡化就很有可能流行。

2.5　病原的實驗室泄漏和生物恐怖主義威脅

生物實驗室也可能成為新生動物疫病的根源。1993年夏季，來自南美的人類致死性出血病Sabia病毒的短暫流行，可能出自高度密封的實驗室；在澳大利亞，由于田間試驗過程中病毒外泄，導致了兔病毒性出血病的廣泛流行。1992年，發生在美國Milwaukee的超過40萬病例由水介導的鉤端螺旋體的流行；1994年秋季，在全美國發生的約25萬例由食品介導的沙門菌病的暴發，可能與生物恐怖主義有關[5]；自“9.11”事件以后，恐怖分子使用生物武器襲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成為當前各國政府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3　新生動物疫病的發展趨勢

在未來，隨著地球村概念的加強，人類間的相互聯系(通訊、旅行、貿易)在不斷增加，這使一個特定的病原進入易感人群和易感動物群成為可能。因此，動物及其產品的移動將是新生動物疫病出現和發生的最重要原因。動物園、外來動物品種的飼養和生態旅游將利于新型重組病原的出現，而發生新生動物疫病。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人類生活方式和動物飼養方式的改變在所難免，高密度的人群和高度集中的集約化飼養，使疫病傳播成為可能；幾十年來，大量使用抗生素的結果，導致耐藥菌株出現并成為新的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