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藍耳病傳入我國以來，我國豬病的復雜性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一些過去很少聽到的豬病名稱不斷被提出，其中豬圓環病毒病和副豬嗜血桿菌病的診斷符合客觀事實，但也有一些豬病被錯誤地夸大存在而需要澄清，豬附紅細胞體病是其中之一。

自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又稱藍耳病）傳入，我國豬病的復雜性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一些豬病被錯誤地夸大其存在。正如2006年夏天開始暴發的所謂豬高熱病，由于病原不明，只要病豬出現發熱等典型癥狀就會被診斷為高熱病，豬附紅細胞體病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2001年8月，當時，江西等省暴發一種奇怪豬病，發病豬2／3以上表現皮膚發紅。鑒于豬附紅細胞體病又稱“紅皮病”，鏡檢又檢出附紅細胞體，當時便將這種奇怪的豬病診斷為豬附紅細胞體病，并按參考資料中推薦的方法來防治。經過一個月的實踐，最后通過化驗才確診該豬病實為豬藍耳病。

爾后，把豬藍耳病或其他豬病當作豬附紅細胞體病的診斷比比皆是，許多獸醫或非獸醫人員只要在顯微鏡下看到了附紅細胞體即診斷為豬附紅細胞體病。各種獸醫期刊有關豬附紅細胞體病的報道突然增多，在某一時期形成高峰。各種抗附紅細胞體的藥物不失商機地大量涌現，其銷售量經久不衰，附紅細胞體一詞也家喻戶曉（絕大多數是缺乏豬病知識的養豬戶）。而豬病學術界僅有少數人指出了這種錯誤。

國內報道舉例：陳鳳義等（2003年）調查了大連市健康人血液中附紅細胞體的感染率為97.29％（863／887），其中重度感染率為38.56％（342／887）；到大連入伍的新兵血液中附紅細胞體的感染率為73.17％（120／164）；大連地區的黃牛及屠宰豬（禽）肝、腎等組織中附紅細胞體的感染率為100％（367／367），以重度感染為主。這一數據表明，采用常規鏡檢方法，健康人帶菌和動物附紅細胞體的感染極為普遍。

在豬病診斷實踐中，豬呼吸疾病綜合癥也常被誤診為豬附紅細胞體病。吳增鑒等（2006年）對2004年6－12月間華東地區送檢的豬呼吸疾病綜合癥的病料，采用聚合酶鏈反應（PCR）檢測病原并進行細菌分離，結果檢出至少十余種病原，其中藍耳病病毒檢出率為82％（68／83），圓環病毒的檢出率為80％（52／65），豬瘟病毒的檢出率為76％（19／25），而附紅細胞體的檢出率僅為4.5％（1／22）。故國內有學者認為，附紅細胞體病的確診以電鏡觀察和PCR檢測結果相結合來判斷才比較可靠。據《豬病學》（第八版）記載，豬附紅細胞體感染的最終確診要通過切除疑為感染的豬的脾臟或將疑為感染豬的血液輸給切除脾臟的豬來實現。

張家崢等（2003年）進行了嚴格的豬附紅細胞體病的藥物治療和藥物預防試驗。治療試驗是將患附紅細胞體病的豬（有臨床癥狀，鮮血壓片附紅細胞體呈陽性）60頭分為6組，分別用得米先、長效土霉素、附紅優、錐滅定、貝尼爾及青霉＋鏈霉素6種藥物或藥物組合進行治療。預防試驗是將附紅細胞體帶菌豬（無發病癥狀）50頭分為5組，在飼料中按每噸飼料分別添加土霉素堿粉1500克，阿散酸200克，磺胺嘧啶粉2000克，洛克沙胂150克，連續飼喂30天，并設一組空白對照。在治療和預防試驗的前、中、后期均做多次鮮血壓片檢查，結果各組豬附紅細胞體始終存在，其數量均有時高時低的現象。根據試驗結果，作者認為鮮血壓片法不宜作為診斷附紅細胞體病的依據，且所用治療藥物均未顯示有特效作用；并認為，在當前豬病以多因子致病為主的情況下，還應研究附紅細胞體的致病力及其在豬病復合感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王紅寧等（2004年）做過豬附紅細胞體的接種發病試驗。其方法是將4毫升疑似豬附紅細胞體病病豬的血液經前腔靜脈注入1月齡健康仔豬，結果試驗豬表現出與供血豬相似的癥狀，從而認為接種發病試驗成功。遺憾的是其文對送檢病料和供血豬的血液都未做其他病原，特別是病毒性病原的排除檢測，其結果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根據臨床實踐，對一些鏡檢診斷為豬附紅細胞體病的病例進行取病料檢測，實際上原發病均為藍耳病、圓環病毒感染、豬瘟或豬呼吸疾病綜合癥等。在大量的剖檢病例中，所見黃疸和血稀如水（被認為是豬附紅細胞體病的特征性病變）的情況本來就比較少，即使看到一些黃疸或血稀如水的病例，最后也被證實為圓環病毒感染或溫和型豬瘟惡病質所導致。

結合上述資料進行分析，筆者對認為當前豬附紅細胞體病普遍存在的現象提出如下看法：

（1）光鏡檢人畜附紅細胞體的檢出率均很高，而PCR的檢出率又很低，表明迫切需要提出豬附紅細胞體病診斷方法的標準。

（2）要將附紅細胞體帶菌和附紅細胞體病區分開來。凡是診斷為豬附紅細胞體病的病例，均要十分慎重，不要忽視一些較難檢測的病毒性病原作為原發性病原的存在。

（3）不要未經周密試驗就提出一些在經典著作中都找不到的結論，如蚊蟲會傳播附紅細胞體，在未切除脾臟的豬附紅細胞體也能接種成功等。

（4）不否認豬附紅細胞體病作為一種豬病的存在，但該病如此廣泛存在，顯然是被錯誤的診斷所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