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實踐的探索中，不乏有人從《水滸》的綠林事業中學管理，把經商比做人在江湖。這當然不無益處，但是重慶打黑所暴露出來的商黑互養的黑幕告訴我們，袍哥義氣之類很容易使合法經營涉黑。有意思的是，重慶涉黑團伙包括“黑老大”在受審時幾乎都不承認涉黑。從思想根源上分析，就與有人在管理中拿《水滸》說事所隱含的糟粕有關。因此當我們從管理學的角度解讀《水滸》時，有必要明辨是非，增強“去黑”的免疫力。

義與黑

梁山好漢武松刺配孟州時，沒想到在牢城營里會受到優厚禮遇，原來是牢城營管營的兒子小管營施恩有意結交他。施恩在孟州道上的快活林開辟了一座市井，逐漸成為山東、河北客商的集散地，有百十處大客店，生意不錯。后來本地張團練帶來的一個家人，人稱蔣門神的大漢要搶占快活林，一頓拳腳將施恩打的兩個月起不了床。施恩忍氣吞聲，快活林的生意由他霸占。武松原是個路見不平即拔刀相助的硬漢，那里容得什么蔣門神仗勢欺人，況且作為一個囚犯還要報答牢城營管營的知遇之恩，因此他施展拳腳，打得蔣門神俯地求饒。施恩雖然重新掌管起快活林的生意，最后還是因為武松的命案上了梁山的道。

從管理的角度分析，施恩的快活林生意被人霸占固然可氣，但是他在競爭的過程中過于相信“實力”則不足取。那個時候雖然沒有什么產品技術創新之說，但是通過公平交易在市場上立足還是應該成為商家的本分。而施恩在快活林市井中所形成的競爭優勢，用現在的話說，靠得是對市場的“壟斷”，即“依仗隨身（槍棒）本事”，“捉著營里的八九十個棄命囚徒”，也算稱霸一方。在牢城營中對武松的格外關照，同樣看中的是武松打虎的“實力”。在這種情況下，當施恩的快活林生意被蔣門神所黑之后，武松醉打蔣門神雖然以江湖義氣的形式出現，卻難掩黑吃黑的套路。

我們這里無意指責梁山好漢涉黑，而是想提醒管理者在管理中不能因哥們義氣誤入黑道。在產品技術創新之外尋求市場“壟斷”，最容易因義氣用事而涉黑。平心而論，施恩父子希望武松替自己復仇，并沒有想到后來的“血濺鴛鴦樓”會傷及那么多的無辜性命；但是從案件的起因來看，施恩父子在孟州牢城營對一個囚犯酒肉伺候，顯然早有預謀。施恩父子與武松在醉打蔣門神之前進行了較為周密地安排，也符合“有組織”犯罪的條件，三人以上即可被視為“有組織”。即使施恩父子事后否認有意涉黑，也難逃黑吃黑傷及無辜性命的干系。

道與利

時遷等人在路過祝家莊時，偷吃祝家店里的報曉雞，還把人家的店給燒了。梁山泊頭領晁蓋聽說并沒有袒護，要手下把隨行的楊雄與石秀斬訖報來：“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并王倫之后，便以忠義為主，全施恩德于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打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這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因此連累我等受辱！”卻被宋江、吳用勸住了，“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倒來吹毛求疵，因此正好乘勢去拿那。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于是便有了三打祝家莊之舉。如果說教訓祝家三雄還算師出有名，將鄰近的扈家莊洗劫一空確實太黑。

從企業管理的角度解讀打祝家莊的決策，涉及到企業形象的打造與現實利益的獲取哪一個更重要的選擇題。晁蓋的嚴厲無疑有利于我們所說的企業形象的打造，宋江也是擁護的，撫諭楊雄與石秀：“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過犯，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親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但是宋江更看重現實利益的獲取，主要想的是給山寨補充糧草。雖然打著為兄弟報仇，不讓梁山受辱的旗號，實際上早已超出了“以忠義為主”的約束。且不說從祝家莊奪得好馬五百余匹，糧米五十萬擔，牛羊不計其數。扈家莊莊主已經投降，也在配合宋江的行動，李逵還是血洗扈家莊，搜刮莊里的財賦“捎搭有四五十馱”。

即使站在農民起義的立場來看，在類似于企業形象的打造與現實利益的取舍之間，宋江在“替天行道”的生意中也是在兼做黑道生意。宋江沒有追究李逵洗劫扈家莊的責任，就是在縱容他，洗劫在客觀上是在梁山“固定的組織形式”中完成的。另外把李家莊“一把火燒成白地”更是宋江的精心安排。這就告訴我們，在管理中不能為了眼前的現實利益損害企業形象，以利代替道。宋江明知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卻善于因“財”而設道，那是在自欺欺人。取得現實利益是必要的，但是對道的踐行不能屈從于取財，即現實利益的取得；否則“替天行道”就成了偽道。當李逵們將這種偽道推向一個極端時，偽道就成了黑道。

逼與賺

“逼上梁山”一般是指在走投無路之際逼出來的，但也有“被走投無路”而被“賺上山”的。河北玉麒麟盧俊義被宋江稱為“北京大名府第一等人才”，作為一方富商，他并沒有把宋江一伙看在眼里。吳用喬扮成算命先生，斷定盧俊義“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說出四句卦歌，讓盧俊義寫於壁上：“盧花灘上有扁舟，俊杰黃昏獨自游。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用這首藏頭詩“盧俊義反”，絕了盧俊義的退路。在吳用的策劃下，盧俊義被誘至梁山返鄉后遭家奴陷害，吃了官司，屈打成招，命懸一線。宋江調兵遣將，幾番征戰打下了大名府。此時，牢籠中的盧俊義與宋江等已經成了“患難之交”，梁山泊對他的慷慨接納便成了一次成功的“抄底”。

從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角度來看，宋江思賢若渴似乎值得稱道，如果能夠“三顧茅廬”或者“高薪誠聘”，亦不失為一段佳話；但是吳用所使用的一系列計謀實在不地道。從精神控制、暴力手段、變相監禁到栽贓陷害，手段甚于綁架。弄得盧俊義的妻子與家奴私通，有家不能回，“撇下海闊一個家業，耽驚受怕”，后來雖說被招安，還是被毒客死他鄉，等于毀了盧俊義的一生。在梁山泊的綠林事業中，像這樣被“賺上山”的絕不是只有盧俊義一人。如果說盧俊義們中了人家設的局，與社會無害，那么它也反映了黑社會組織的內部特征，給梁山聚義蒙上了一層被糾集起來的色彩。

宋江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可以用石碣天書的形式“證明”自己綁架“人才”的合理性，現代管理中當然沒有人會相信這一套。那么我們就不能單方面按照企業的意愿采用設局的方式糾集“人才”，將員工的利益強行綁架在企業的戰車上，自己坐吃人口紅利。當然，我們現在所說的綁架不一定采用威脅和暴力，也會以正常的招聘形式出現，利益誘惑、允諾同樣可以瓦解人們的意志；管理者通過測試忠誠、狼性、忽悠技巧為基礎挑選綁架目標，顯然經過了周密的設計，目的在于使人上套。沿著這種慣性再往前走一步，不是涉黑就是給涉黑組織提供了“替天行道”之類的包裝。

反與順

李逵的叛逆性格鮮明，痛斥有法不依：“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有法不依的另一面是潛規則作怪，如果我們能夠將這種叛逆性格用在應對各種潛規則的誘惑上，在當前不無積極意義。可是問題在于，當管理者對市場競爭中各種潛規則深惡痛絕時，不能又試圖利用潛規則，口頭上聲討實際上順從潛規則，像宋江那樣希望被潛規則“招安”，直至為潛規則充當馬前卒。因寫反詩而上梁山的宋江名正言順當上梁山老大后，立即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大旗：“望天王降詔，早招安”。這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強烈不滿。李逵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鳥安！”這同樣可以用來表達對拿潛規則說事的憤怒。

從管理中潛規則盛行來看，我們不能像宋江那樣出而反爾，對潛規則實施投降主義路線。在有法不依的情況下，難免會出現監管亂相，潛規則就會取而代之；這同時是對管理者行使經營管理自主權質量的考驗，需要增強自我約束力。潛規則的存在的確容易導致惡性競爭，使得正當管理所產生的效益很難發揮應有的優勢，但是我們不能在聲討潛規則的同時反過來將它作為放棄管理創新的理由。如果為了在潛規則中分一杯羹，甚至在潛規則中推波助瀾，拉攏強勢者，吸收更多成員，獲取更多的生存空間，爭取更大的資本，就會形成和助長誰有勢力誰就可以踐踏法律的潛在勢力。

盡管宋江通過李師師走皇上后門，沾了潛規則的光而被招安，還是難逃在潛規則中喪生的命運。歷史告訴我們不能對潛規則抱有幻想，要堅持正當管理。既然潛規則對于“誓書鐵券”之類根本不當回事，維護正當的權力就應當徹底與潛規則劃清界限，并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持續發展”不可能在對潛規則的遷就、歸順中實現。企業管理如果對潛規則形成依賴，就難以形成和鞏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很容易使企業擺脫不能自拔的涉黑風險。即使能夠在潛規則中暴富，通過熱心時政、熱衷慈善，獲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各種漂亮的“政治馬甲”，最終也難以將原罪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