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科院計算所的科研人員柳傳志和他在計算所的 10 位同事投資 20 萬元人民幣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致力于開發可以在計算機上輸入中文的 “漢卡”。 他當時可能沒有想到， 這樣一家小企業會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躋身 《財富》 世界500強 （按銷售收入），并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個人電腦制造商 （按市場份額） 。 四年后， 從部隊轉業的任正非以2萬元資本在深圳注冊華為技術有限公司。20年后，華為已經變成全球領先的信息與通信解決方案供應商，產品和解決方案已經應用于 140 多個國家，服務全球1/3的人口。 或許，這樣的崛起速度和崛起路徑，任正非也始料未及。

“追求‘短平快’的財富攫取方法，只會引領中國企業的商業實踐和商業思想向下、再向下，難以成為可持續的、能帶來高投資資本收益的商業模式。”

規模上崛起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見證了中國企業在規模上的全面崛起。如果說《財富》世界500強的分布能夠反映一國企業的整體實力，那么2011年躋身500強的中國企業數量正體現了中國企業的發展壯大。過去十年，中國公司呈現的一直是急速成長的態勢——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已經從2003年的11家激增至2011年的61家。企業在規模上的迅速突破，既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也反映了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在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時，世界500強中的中國企業數量已逼近日本。如果加上臺灣企業的話，實際上已經超過了日本。按照各式各樣的預測，中國經濟的規模應該在2020年左右超過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更為樂觀，認為中國在2016年就能實現這一目標）。屆時，中國將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25%。如果企業實力與國家經濟規模相當的話，世界500強大家庭中將會有25%的中國企業。這意味著，在今后的十年，還有六七十家中國企業會躋身500強。

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用以完成指令性計劃的核算單位，轉變成獨立面向市場競爭、向股東負責的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公司，并成批量地在規模上取得突破，應該說，中國企業在過去30年尤其是在過去的10~15年間完成了一次艱苦卓絕的長征。

中國企業在規模上迅速做大，有深刻的結構性原因。首先，這與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有關。中國經濟是一種投資拉動的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很高，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平均比重在1970年到2009年間是38%，近年更是逼近甚至突破50%。投資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對能源、資金等生產要素的需求極其旺盛，客觀上為這些行業中企業規模的迅速擴大提供了保障。中國大企業主要集中在銀行、能源、電力、鋼鐵、鐵路、電信、建筑材料、金屬產品、汽車等行業，與中國經濟成長靠投資拉動這一特性是密切相關的。

其次，從上世紀末開始提速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也為中國企業的迅猛發展創造了機會。除了固定資產投資外，出口也一直是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出口占GDP的比重近10年一直維持在30%以上；出口的年均增長在過去15年的大多數年份都保持在20%以上。可以說，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紅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貿易自由化降低了出口關稅，使中國企業獲得了一個更大的國際市場和快速成長機會。貿易自由化，加入WTO，也使得中國各行業能夠大幅降低進口關稅，外資和外國商品的進入提高了競爭水平，促使中國企業以更多的投資、更多的技術革新和產品升級換代來迎接挑戰。這些變化，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也擴大了其規模。此外，2001年加入WTO后，對外貿易高速成長，貿易順差使外匯儲備激增，現已突破3.2萬億美元。大量的外匯儲備使中國從純粹的資本輸入方變成了資本輸出方。中國企業利用國際并購市場跨國界并購也實現了一系列規模上的超越。很難對過去10年中國企業面臨的出口關稅稅率變化做出精確的衡量，因為這涉及到從中國進口商品的眾多國家不同的關稅稅率。筆者和合作的同行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從1996年到2008年，中國平均進口關稅稅率從17%降到8%。中國企業的迅速崛起，背后很大的一個推動力是貿易自由化。

“偉大企業”的界定

然而，規模上的“大”并不等于“強”，更不等同于“偉大”。中國企業習慣接受的生存上的“森林法則”很簡單：把自己做成龐然大物，從而提高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企業叢林”中的生存機會。可是，龐然大物并不一定有更好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因為它們對食物鏈的需求很高，在傳統資源日益枯竭的當下，做巨無霸其實很辛苦。衡量企業是否偉大的指標，不是總銷售收入或是總資產規模，而是盈利能力、財富創造能力，以及企業是否具有一個可持續的具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偉大”的一個重要內涵是基業長青，而實現基業長青的微觀基礎是企業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保持比競爭對手、比資金成本高出一截的投資資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簡稱ROIC）。我甚至認為，任何一種新的商業模式的出現或是舊有商業模式的創新，都與企業能找到新的方法提高ROIC有關。

IBM是偉大的企業。它的偉大，在于能夠因應時勢，勇敢轉型，尋找可以大幅提高投資資本收益率的商業模式。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傳統的業務——計算機及相關設備的制造——因為競爭的加劇和替代性產品的出現而導致收入快速萎縮之際，IBM能夠重新定位，果斷賣掉或是剝離大量雖然帶來銷售收入但盈利甚微、占用投資資本甚巨的制造業部門，確立以服務業為核心的新的業務格局。這一轉型，大幅提高了IBM的ROIC，使一頭已顯臃腫、步履蹣跚的“大象”開始跳起輕盈的舞步。IBM對自己業務的“創造性破壞”，應和了經濟學家熊彼特在上個世紀30年代提出的影響深遠的論斷——“創造性破壞”是使得一種制度或是一家企業能夠成功面對挑戰、歷久彌新的重要機制。通用電氣（GE）是偉大企業，它的偉大在于始終堅持以ROIC作為衡量是否投資、是否進入一個看上去很好的行業的準繩。作為一家多元化的企業，通用電氣的業務單位組合在過去100年進行過無數次的結構性調整，但新組合的形成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保證能帶來足夠高的投資資本收益率。

雖然中國已經有了像華為和聯想這樣的優質企業，但能被稱為偉大的中國企業還為數不多。畢竟，偉大企業需要時間去驗證，驗證它們在跌宕起伏中、在面對形形色色的挑戰時能否“創造性地破壞”，保持高過競爭對手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實現超越。以聯想集團為例，按市場份額計，它在2011年第三季度已經超越戴爾，成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但聯想的全年稅后利潤只是戴爾的1/5；用凈資產收益率（ROE）來衡量投資資本收益率，聯想的15%比戴爾低了近10個百分點。再以銷售收入雄居全球第六的中石油為例。中石油的凈資產收益率是6.8%，而與中石油銷售收入規模相當的埃克森—美孚的凈資產收益率是17.4%。一項投資，只有在其投資資本收益率高于資金成本（WACC）時，才真正創造經濟價值。這意味著中石油只有在其資金成本低于6.8%時，才能夠從創造價值的角度證明其存在的意義。沒有國家優惠政策和國有金融機構的全力支持，低于6.8%的資金成本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企業不偉大的原因

中國缺乏具有高投資資本收益率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商業模式的企業，源于一系列的結構性原因。首當其沖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而投資主體主要又是國企或地方政府。雖然國企改革歷時多年，也取得了許多階段性成果，但“軟預算”約束、“道德風險”泛濫等一直困擾著國企和地方政府。國企和地方政府具有強烈的投資沖動，對“做大”有無限渴求，但同時又相對忽視投資資本收益率。大企業大多集中在與投資相關的產業；在與消費相關的行業，如食品飲料、食品服務、商業航空、制藥、醫療保健、娛樂、信息服務、食品與藥品零售等，鮮見有中國大企業的影子。歸根到底，消費還不是拉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

阻礙中國偉大企業出現的另一個原因，是制度基礎設施建設的薄弱。中國經濟經歷了30年的高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長足的進步，但制度基礎設施的建設一直落后。中國的產品市場市場化程度非常高，但要素市場，尤其是資金市場和原材料、土地和勞動力市場等仍在政府的嚴格管制之下。《財富》世界500強中赫然在列的61家中國企業，只有華為、沙鋼和聯想三家屬于民營性質。大量國企分布在壟斷性行業，享有豐厚的壟斷利潤，輕易可以獲取大量低垂的果實（資金、市場、準入許可等）。這些都可能扭曲企業的行為，嚴重限制其自主創新的動力和能力。據國資委的數字，中國逾百家央企平均每年用于研發的經費還不到收入的1%。沒有強大的研發，何以成就偉大企業？作為對比，民營企業華為在不到30年的歷程中，每年從收入中拿出10%做研發。迄今，華為在全球有20家研發機構，全部雇員中有46%從事研發活動。聯想近年的成功，也與收購IBM的PC部門、獲得強大的研發實力密切相關。

再者，中國經濟對內開放不足，始終缺乏一個整合而統一的國內市場。這集中反映在地方保護主義和中國大量行業的地域性分割上。其實，通過收購與兼并，整合某一產能過剩行業，從而做大做強，是許多偉大企業成功的路徑。但在中國，地方政府往往人為地設置各種進入障礙，無疑降低了偉大企業出現的機率。在中國，研究發現，出口企業的生產率往往比內向型企業更低。究其原因，缺乏統一而整合的國內市場，使得在國內市場的經營和交易成本甚至高于國際市場。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本土企業寧愿投入國際分工體系中，在國際市場上賺取微薄利潤，也不愿致力于開發一個貌似很大的國內市場。

脆弱的制度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往往為經濟生活的參與者提供了各式各樣或大或小的尋租機會。尋找“漏洞”的制度套利，便成了中國特有的商業模式創新。但這種追求“短平快”的財富攫取方法，只會引領中國企業的商業實踐和商業思想向下、再向下，難以成為可持續的、能帶來高投資資本收益的商業模式，企業“做強”談何容易？

中國企業的第二次長征

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未來經濟成長的重心將由投資轉向消費和服務業，由國營企業轉向私營資本，由粗放型增長轉向效率驅動，由沿海轉向內陸省市。伴隨這一過程的，將是新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和信息技術等大量新興行業的崛起。在經濟開始新的轉型、經濟增長模式發生深刻轉變的時候，居于廟堂之上的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的重要性，將遠遠低于通過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去激發出千千萬萬個體的“自下向上”的力量。激發他們的自主創新、創業的激情吧！應當用公正透明的方式評估他們嘗試的結果，不要讓不公不義使他們過早地變得世故，放棄最初最美的夢想，因為他們當中有喬布斯，有蓋茨。相信統計學中的“大數定律”吧！只要有足夠大的基數，有足夠多的個體在努力、在嘗試，大浪淘沙，總會有一批企業能夠從激烈的競爭中突圍而出，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偉大企業！

從大到偉大，是中國企業面臨且必須完成的第二次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