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8月27日，俄羅斯聯邦境內的非洲豬瘟確診病例已達1364個，因此被撲殺的生豬數量超過了100萬頭，經濟損失近千億盧布，而各地新發、復發疫情的消息迄今未斷。
（世界說 路塵）8月23日，中國農村農業部新聞辦公室確認，浙江省溫州市樂清市又發生一起非洲豬瘟疫情，這已是中國發生的第四起。不少國際媒體采用了這樣的標題：“中國成為非洲豬瘟新前線”。
但這不過是今年夏天歐亞大陸上非洲豬瘟爆發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白俄羅斯、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等國都已深陷其中。盡管人類并不在該病傳染范圍內，但這種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豬傳染病，對養殖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2018年，羅馬尼亞政府已將肉類進口數額提高了14%，波蘭媒體則報道稱，因疫情影響，預計波蘭國內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幅度將高達80%。后續的檢驗表明，出現在中國境內的非洲豬瘟病毒與東歐正屬同一生物學種系。
如果將東歐這些疫情爆發的國家連起來，會在地圖上得到一條近似半圓的弧線，弧線的中央則是俄羅斯——事實上，它幾乎就是俄羅斯聯邦的西側國境線。
除了業內專業人士，此前很少有人注意到非洲豬瘟已在俄羅斯持續蔓延了11年之久。2007年底，俄羅斯聯邦境內的車臣共和國發現了野豬死亡病例，當時與車臣毗鄰的格魯吉亞正在經歷非洲豬瘟的疫情爆發期——格魯吉亞也是時隔十余年后，非洲豬瘟再次登陸歐洲的第一站。
由于非洲豬瘟沒有可行的治療措施，對于發現疫情的地區只能采取全部撲殺方式。截至今年8月27日，俄羅斯聯邦境內的非洲豬瘟確診病例已達1364個，因此被撲殺的生豬數量超過了100萬頭，經濟損失近千億盧布，而各地新發、復發疫情的消息迄今未斷。
相對而言，在2007-2008年間與俄羅斯同期遭到感染的國家——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以及疫源地格魯吉亞，這些地方至2008年5月以后已經沒有新發疫情。但在俄羅斯，真正的爆發高潮卻出現在了2016年。
2013年，俄羅斯聯邦動植物檢疫監督局在其網站上公布的一份報告當中寫道：非洲豬瘟——這更多的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而不是防疫機構自己的問題！
自2008年至今，俄羅斯政府出臺了無數條用以控制非洲豬瘟疫情的養殖業新規，內容覆蓋了從家豬配種、繁殖、飼養到屠宰以及售賣的各個環節。其指導思想也基本照搬了國際防疫組織對于防治非洲豬瘟病毒的建議。然而事實上，不斷筑高的養殖業門檻，只使得俄羅斯的家庭養豬產業變得越來越非法和“地下化”，對于疫情的控制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
按照目前俄羅斯政府的規定，普通農戶既不能讓母豬在自家分娩，也不能自行屠宰；要建起能夠滿足母豬分娩衛生條件的養殖場，至少需要幾百萬盧布。而在不少農村地區，最近的有資質的屠宰場也遠在百里之外。
如果問題進一步細化到籠舍條件，則幾乎所有農戶在新規面前都處于極為脆弱的地位。在出臺新規后，俄羅斯政府并沒有試圖對無力應對新標準、高要求的小規模農場主提供任何幫助。反之，迫使沒有能力遵守規定的農戶放棄養豬，恰恰是大部分新規的目標——2017年在疫情集中爆發的鄂木斯克地區，當地政府的文件正是這樣建議的。
此外，流行于俄羅斯輿論場的“非洲豬瘟陰謀論”，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俄羅斯政府與農戶之間的裂痕：部分政府官員傾向將非洲豬瘟疫情的暴發定性為“境外勢力惡意破壞”，俄羅斯農業部長特卡喬夫甚至曾稱之為“生物恐怖主義行為”。
在俄羅斯，至少有一部分官方媒體試圖引導民眾相信，非洲豬瘟在俄羅斯的蔓延，與俄羅斯和周邊國家的地緣斗爭有關。由于病毒傳入俄羅斯時，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的關系相當緊張，不到一年后，雙方就在2008年夏天爆發了著名的五日戰爭。當時的格魯吉亞親西方派總統薩卡什維利，也因此成了俄羅斯媒體在非洲豬瘟一事上的怪罪對象。
2014年烏克蘭危機以后，仍在俄羅斯境內盤桓不去的非洲豬瘟病毒，很快又成了俄羅斯媒體和政客口中，最新一輪“美國陰謀”的證據。
2016年，俄羅斯國會下議院（國家杜馬）的自然管理與生態委員會專家尼庫林提出，同樣的病毒“曾被美國用于攻擊古巴”，俄羅斯國家電視臺“第一頻道”在引述他的發言之余，又在節目中補充道：“盡管俄羅斯境內的病毒來源仍不確定，但眾所周知，最近的美國生物實驗室正位于格魯吉亞緊鄰俄羅斯邊境的一側。”
在這種認識基礎上出臺的“試圖對隱瞞疫情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法規，盡管最終執行力度有限，但依然加劇了民間的瞞報行為。由于向上報告疫情，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使全村村民的豬只都受到波及，因此在俄羅斯農村地區，瞞報疫情甚至被視為一種美德。
而在農戶眼里，在進行許多“就地撲殺”的處置時，當局也并未向養殖戶出示什么可信的獸醫診斷證明，而變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隨時來搶奪我的財產”的一場人禍。在一部分極端案例中，防疫執行人員甚至會將棚屋與生豬一起燒掉。
在農民不相信防疫手段的迫切性、甚至不相信疫情嚴重性的情況下，許多人仍按照已不合規的舊方法養豬，即便出現任何意外，也都傾向于自己處理。2016年的一篇業內報告曾經指出，造成俄羅斯境內疫情不斷爆發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被農戶私自掩埋在荒郊野外的死豬，充當了非洲豬瘟病毒的“溫床”。沒有人能精準知道類似事件究竟發生了多少起。
即使俄羅斯政客對非洲豬瘟和所謂“境外敵人”的關系含沙射影，但俄羅斯民間─特別是已因疫情而蒙受重大經濟損失的農民并不這么想。
對他們來說，所謂的疫情，更像是國家權力與境外資本勾結后，試圖排擠小生產者市場份額的借口，是“根據大型養豬寡頭集團的指示在清理市場”。這種養殖戶版本的“陰謀論”最早傳自剛被俄羅斯兼并的克里米亞，隨后便在全俄各個疫區的農民間廣為流傳。
2012年，非洲豬瘟病毒從俄羅斯流入烏克蘭，2013年，白俄羅斯也出現病例，2014年，波蘭、立陶宛和拉脫維亞遭到感染，2015年疫情蔓延到了愛沙尼亞，2018年，匈牙利、捷克等中歐國家也出現了疫情。而在俄羅斯國內，疫情則在逐漸東進，從其西部邊境地區向中部腹地擴散。2017年3月，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地區突然出現感染案例，事發農場40頭豬全部死亡，將疫情正式帶入亞洲。
與歐洲各國苦于無法控制野豬遷徙不同的是，俄羅斯境內內陸地區的新發案例，幾乎全部為家豬感染，且不少是遠程突然爆發。這意味著在俄羅斯，就連“嚴控已知病豬流向、避免家豬飼料遭受病毒污染”這一堪稱最基本的措施，事實上也未能真正落實。
對于受到疫情影響的大部分俄羅斯農民來說，他們對疫情的關注點早已超出了病毒本身，而擴及到生計、生活方式甚至財產所有權之上。2013年，俄羅斯特維爾州一場捍衛“養豬權”的集會吸引了超過一千人參加，組織者同時還收集到了支持該行動的2萬多個的簽名。這場集會的參與者相信，俄羅斯政府的最終目的，是要迫使他們放棄自己的產業。
在俄羅斯，政界中保守派人士的確將個人農戶養豬視為眼中釘。他們相信，這種難以監控且條件極為落后的養殖方式，要為疫情蔓延負上直接責任。這些政壇保守派人士藉題發揮地指控：正是經濟改革派推出的鼓勵個人農戶以及畜牧領域小企業發展的改革，給失控的疫情開了綠燈。保守派人士主張，為了實現對病毒傳播的全面管控，唯一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徹底禁止私人養豬。
在談到替代方案時，蘇聯時代的防疫經驗被反復提及——1979年，烏克蘭東部敖德薩等地也曾短暫爆發過非洲豬瘟疫情，但局勢很快得到控制。俄政壇保守派人士認為，蘇聯式的中央集權甚至計劃經濟就是主要的成功秘訣，如今需要的只是照方抓藥。
過去11年里，不斷筑高門檻的養豬規范為個體農戶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使養豬產業以一種漸進的過程指向集中管理，甚至是國有化。問題在于，還沒有人知道蘇聯式的管理模式，能否真的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再一次奏效。過去11年里的種種嘗試，并未阻止如今俄羅斯境內豬瘟疫情近乎失控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