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前夕召開的一次關鍵會議，意義十分重大。會議既立足當前，突出問題導向，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指向，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又著眼長遠，突出目標導向，確保我國經濟穩步邁向高質量發展，為現代化建設新征程奠定更堅實的基礎。會議科學回答了社會普遍關注的“怎么看”和“怎么干”的問題。
辯證看待形勢發展變化，堅定必勝的信心和攻堅克難的勇氣
會議指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因此，我們必須堅持辯證思維看待形勢發展變化，增強必勝信心，善于把外部壓力轉化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強大動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這實際上解決了一個“怎么看”的問題。促進國內經濟平穩運行，最根本的還是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
從國際看，2019年全球經濟周期性放緩，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受到沖擊，2020年全球經濟預計仍在低位徘徊。從國內看，結構調整陣痛繼續顯現，高杠桿下的債務可持續性壓力增加，地方政府資金缺口壓力加大，政策之間的協調性不夠，經濟下行壓力還在持續。
在內外挑戰增多的背景下，要看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長期趨勢沒有變。全球化雖然遭遇回頭浪，但大勢浩浩蕩蕩，信息、資金和技術跨境流動更加頻繁，5G、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引領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全球治理格局朝著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民主的方向加快調整，發展挑戰和機遇并存。我們具備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優勢。可以說，“時”和“勢”都在有利于我們的一邊。為此，要有必勝的信心和敢于攻堅克難的斗爭精神，不斷提高在復雜環境下工作的專業本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善于化危為機，不斷開創工作新局面。
注重把逆周期調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結合起來，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當前，我國經濟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大于周期性矛盾，需要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豐富“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內涵，并轉化為實際行動。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就是要求從逆周期調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結合點發力，應對多重挑戰，實現多重目標。這不僅在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又是根植于中國實際的宏觀管理實踐創新。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部分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緩解了經濟衰退的陣痛，但結構性改革推進遲緩，深層次矛盾發酵，部分甚至向外部轉嫁，政治極化、民粹主義、貿易保護傾向突出，宏觀政策空間更加收窄，經濟增長潛在水平繼續低位徘徊。即便貨幣當局加大對財政透支的支持力度，可能也難有起色，反而會增加債務和資產泡沫累積風險。反觀國內，我們始終保持戰略定力，緊緊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2015年推動“三去一降一補”，2017年提出“破立降”，2018年提出“八字方針”。中央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重點，豐富其內涵，對于促進經濟再平衡、提高運行質量、促進風險收斂發揮了關鍵作用。
2020年要有效有力應對內外風險，頂住下行壓力。會議強調，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一方面，逆周期調節著力營造穩定宏觀環境。積極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繼續落實落細已出臺的全面減稅降費措施，并較大幅度提高專項債發行額度，優化債券期限結構和使用方式，加大對結構調整和中長期發展戰略支撐領域的支持力度，同時政府做好過緊日子準備。穩健貨幣政策更加松緊適度，既不能搞大水漫灌，也要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合理流動性支持，并根據形勢變化保持足夠的靈活性。在穩住總需求的同時，繼續在供給側發力，用結構性改革的方法釋放需求，聚焦農產品供應安全、制造業技改升級，下一代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城市更新改造，托幼、教育、醫療、健康、養老等服務業發展，土地要素市場改革等，不斷夯實中長期發展基礎，推動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和新的競爭優勢。只要這個“結合問題”解決好了，2020年我國經濟有條件保持總體穩定，“十三五”規劃的各項目標也有望如期實現。
堅定打好三大攻堅戰，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如期實現并經得起人民和歷史檢驗
三大攻堅戰，關系破解深層次發展矛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局。會議提出，要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確保實現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確保實現污染防治攻堅戰階段性目標，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這就要求各級干部不怕蹚深水區、不懼啃硬骨頭，補齊發展短板，夯實經濟增長的基礎，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現經得起人民和歷史檢驗。
脫貧攻堅戰方面，消除絕對貧困已進入收官階段。按照現行國家農村貧困標準，2018年末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降至1660萬人，到2019年年底預計再減少1000萬。2020年需要進一步鞏固成果，更加重視提升自我發展能力，加強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同時啟動謀劃減少相對貧困。
污染防治攻堅戰方面，經過幾年來狠抓環境整治，生態質量明顯改善，大氣、水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階段性進展，但成效并不穩固。還需要繼續推進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加快生態修復，讓綠色發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綠色發展制度基礎更加健全，綠色經濟更為壯大，力爭取得污染防治新的勝利。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方面，隨著影子銀行、金控公司風險得到有效管控，風險處置繼續向縱深推進。要壓實監管部門、地方政府、金融機構的責任，分類處置，精準拆彈。對于一些難以預料的風險，要早做預案，夯實事前事后風險防線。注意切斷風險關聯、傳遞和放大的渠道，避免釀成系統性風險。
堅定不移筑牢實體經濟基礎和根本，推動高質量發展
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實現供需“雙升級”，是提升綜合國力、應對外部挑戰的關鍵抓手。會議強調，以創新驅動和改革開放為兩個輪子，全面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這明確了今后一段時期的工作重點。
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我國傳統行業在促進增長、吸納就業方面的地位舉足輕重，尤其是制造業規模居世界第一。必須要發揮好市場空間廣闊、需求升級步伐快、產業體系齊備的優勢，增強產業協同，弘揚科學精神、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升級步伐。
加大生產性服務業開放力度，促進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結合，提高服務業生產率。建立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監管和政策體系，為創新留下更為廣闊的空間。
高質量發展是高水平開放條件的發展，要更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抓住時機，加快區域和雙邊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談判，推動外貿和外資的高質量發展。進一步縮短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加大金融、醫療、教育、文化等服務領域開放力度，減少準入、經營范圍等方面的隱性限制。提高自貿試驗區改革探索的自主性，打造開放新制高點。
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聚集。當前，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要給發展勢頭好、帶動性強的區域更多必要的能源、環境、土地等要素保障，更多改革探索的自主空間，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將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結合以來，推動中西部、東北地區比較優勢升級，提高產業發展水平。
切實落實和完善擔當作為的激勵機制，調動最廣泛的積極性
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破解這個主要矛盾，關鍵是要遵循經濟規律，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要完善擔當作為的激勵機制，就是要消除地方、企業和個人面臨的不合理束縛，鼓勵放下包袱，有所作為。繼續深化國資國企改革，落實各項放權激勵措施，搞活國有經濟。通過完善支持民營和外資企業投資經營的法治環境，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穩定企業家信心，促進企業家干事創業。完善科研人員發現、培養和激勵機制，健全符合科研規律的科技管理體制和政策體系，改進科技評級體系，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促進科研人員創新創造。完善激勵容錯機制，激勵干部擔當作為。
要進一步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分配的機制，更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真正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斷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在近14億人口的國家推進現代化建設，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沒有成熟經驗和先例可借鑒，不斷完善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至關重要。會議強調，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多下功夫，切實把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當前，一些地方或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存在“只及一點不及其余”“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傾向，全局觀、大局意識不強，一定程度上造成各種結構性緊縮疊加，增大了經濟運行困難。這些問題，淺層次看，是出在部分官員不作為，層層分解并加碼，行政“一刀切”;深層次看，則是因為政策自由裁量空間太大和政策協調不足，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相適應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健全密切相關。改善經濟治理，必須貫徹會議精神，進一步提高法治化、市場化水平，加快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經濟體系是一個復雜系統，政策制定和執行要從全局、循環的視角出發，有效把握內部有機聯系，提高不同部門政策的協同性，防止政出多門、政策效應相互抵消，努力實現最優政策組合和最大整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