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生豬產業對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農民收入、保證社會穩定有重要作用，各級政府長期以來一直以維持生豬市場穩定為己任，積極調控生豬市場。例如，面對2006年—2007年生豬與豬肉價格的快速上漲，國務院于2007年7月30日出臺了《關于加快生豬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等一系列鼓勵、扶持生豬產業發展的政策，包括能繁母豬補貼、生豬良種補貼、標準化規模養殖補貼、養豬政策性保險、養殖信貸支持等。
然而，直接的政府干預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豬市場的市場風險，跳出周期性循環的怪圈，其突出弊端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支出壓力巨大
2007年6月18日財政部下發了《財政部關于應對豬肉價格上漲促進生豬產業健康發展的通知》，規定國家財政依據參保能繁母豬數量，對飼養者給予直接補貼。每頭能繁母豬補助50元，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補助60%，地方財政負擔40%；東部地區的補貼資金全部由地方財政負擔。截至2007年年底，我國財政支出146億支持生豬產業發展，其中能繁母豬補貼和保險制度以及生豬良種補貼，年內財政共支出48.48億，包括中央財政24.4億。此外，中央財政加大對完善疫病防疫體系的財政支持力度，對列入國家一類動物疫病和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實行免費強制免疫政策，對因防疫需要組織撲殺的生豬給予補助。單這兩項政策2007年財政支出就達19.26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支出10.47億元。同時，中央財政還安排15億元獎勵資金，對253個生豬調出大縣予以獎勵，2008年進一步擴大至332個生豬調出大縣，安排資金達21億元。盡管中央對東、中、西部地區進行差額補貼，但巨額的財政支出給地方政府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仍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壓力。
2．財政補貼效果不佳
目前財政部、國家發改委、農業部、科技部等部委從上至下都有促進包括生豬產業在內的農業產業化扶持資金，而部門之間相互割裂形成的項目重復建設時有發生，有些亟需扶持的企業卻得不到幫助。同時能繁母豬財政補貼程序比較冗雜，要求縣、鄉、村三級多個部門配合，做到“逐鄉、逐村、逐戶、逐頭”，需要“見豬、見人、見標”。母豬核查結束后，需要將清冊報送財政局，財政局轉到財政所，財政所再轉到信用社，信用社要求所有養殖戶提供身份證號碼后再逐戶填寫發放存款折。由于鄉村工作人員工作負擔較重，常常導致生豬補貼發放不到位。此外，由于補貼水平相對養豬成本而言較低，通常情況下養豬戶并不會因為有補貼而去養豬，大多是在市場價格高漲時，追逐價格帶來的收益而存欄養豬。財政補貼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規模化養殖場面對暴跌時的市場風險，但生豬養殖散戶對此激勵措施并不是特別敏感。因此，生豬財政補貼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起到“輸血”的作用，并不能產生“造血”之功效，遠非振興生豬行業的長效之計。
3．生豬保險有心無力
根據中國保監會2007年8月1日下發的《關于建立生豬保險體系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緊急通知》相關規定，目前生豬保險主要為生豬養殖戶在從事生豬養殖過程中，遭受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一定的保障，而能繁母豬面對的巨大市場風險并不屬于投保范圍。假如養殖戶養豬過多，市場上生豬價格下跌，能繁母豬價值大幅縮水，但只要這頭母豬健健康康的，保險公司并不用承擔任何保險責任。對養殖戶而言，如果母豬活著的市場價值低于藍耳病等病疫死亡的保險價值，就可能會直接導致道德風險。同時，由于農村地區廣大，農民居住分散，保險公司很難深入了解投保標的風險狀況，再加上農業生產中不確定因素非常多，造成保險公司對道德風險的管控力度大大降低。由于保險公司在對保險標的的資料掌控、環節監控、防疫情況、死因查證等方面處于弱勢，使得保險公司與養殖戶就保險標的相關必要信息的掌握嚴重不對稱，保險公司也并沒有很大的動力去推行生豬保險。
2008年以來，隨著空前強大的政策扶持效力逐漸釋放以及高豬價帶來的可觀獲利，大量的農民和企業被吸引加入養豬行業，原來的養殖企業和散養戶也擴大規模，致使生豬存欄量迅速攀升。據農業部統計，2008年上半年，全國生豬出欄2.88億頭，同比增長2.1%，生豬存欄4.71億頭，同比增長9.4%，其中能繁母豬存欄5175萬頭，同比增長22.5%，能繁母豬占存欄豬的比例已達11%，遠超過7%—8%的穩定發展水平。再加之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爆發，經濟環境大變，國內生豬需求急劇下降，供過于求的突出矛盾直接導致生豬價格自2008年5月份開始持續跳水。
由于政府政策自身的剛性與滯后，面對分散化的養殖戶與多變的外部環境，生豬行業長期以來深陷的“豬賤傷農、肉貴傷民”的困境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2009年1月13日，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商務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聯合發布了《防止生豬價格過度下跌調控預案（暫行）》，提出當豬糧比價達到盈虧平衡點開始預警，根據情況啟動相應響應機制，并根據豬糧比價下降的程度調整調控力度，使得豬糧比不至于下降過多。正如《防止生豬價格過度下跌調控預案（暫行）》規定的第一基本原則“市場主導、政府調控”中所宣示的“在尊重市場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基礎上，加強政府調控，調節市場供求，引導市場預期，緩解生豬生產和價格的周期性波動”，我們認為，這實質上是一個積極信號，標志著政府從直接干預生豬價格波動，到必要時彈性調控的有益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