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甲型H1N1流感疫情形勢呈現三個新變化：疫情從沿海向全國、從城市向農村擴散，由輸入為主變為本土為主，由散發病例向聚集疫情發展，疫情防控形勢不容樂觀。本文擬對此及重大傳染性疫病的應對做一探索。
一、重大傳染性疫情回顧和甲型H1N1流感的基本情況
縱觀世界歷史，人類經歷了很多次疫情。表1列舉了主要的12種疫情，數據顯示，歷史上發現的動物與人之間的主要傳播疾病死亡率接近65%；從疾病發現時間看，最早的鼠疫距今約1400年，大多數傳染病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現的；從疾病發生頻率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傳染疫情共爆發了9次；從傳播的動物看，除老鼠外，大都是與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獸類和禽類動物。歷史上，給人類帶來最大浩劫的傳染病是1918年爆發于西班牙的大流感，造成了2000萬—4000萬人死亡，史稱“1918年流感”或者“西班牙流感”。2003年爆發的“非典”已造成全世界約8000人感染，近800人死亡，死亡率10%；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非典”給東亞和東南亞造成了約180億美元的損失。
總的來講，新近發生的主要疫情呈現出破壞性強、頻率高、對人類經濟、社會生活影響大等特點。
H1N1等亞型病毒已有近百年歷史，早在1918年美國就有這種病毒的記錄。此次甲型H1N1流感疫情發端于墨西哥和美國，目前幾乎已蔓延至全球。世界衛生組織6月11日宣布把甲型H1N1流感警戒級別升至最高級別6級，這意味著世衛組織認為疫情已經發展為全球性“流感大流行”。截至9月11日，世衛組織指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已造成全球至少3205人死亡，仍然是最流行的流感病毒。不過仍無跡象顯示甲型流感病毒因發生變異導致毒性增強或致死率增高，盡管目前全球已發現了21例體內甲型流感病毒具有抗藥性的零星病例。
根據世界銀行2008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估計，如果全球范圍內爆發一次大型流感疫情，全世界將面臨高達3萬億美元的經濟重創，全球GDP總和將會收縮近5％，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絕不亞于當前的全球海嘯。
二、重大傳染性疫病對中國的影響
重大傳染性疫病關乎人類的生活和生產，直接波及經濟、社會生活。在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下行尚未完全化解之際，可能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無疑會給中國經濟又加上一層負面影響。
（一）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受金融危機沖擊，各國為尋求自保，紛紛重拾貿易保護政策，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這些國家將通過政府采購、限制進口、技術性貿易壁壘等為主的手段實施非關稅貿易壁壘，甚至有些國家啟動關稅壁壘政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甲型H1N1流感引發的新一輪貿易保護戰可能又將重燃。以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等為代表的非關稅貿易壁壘，可能會在新一輪貿易戰中“大行其道”。
現在出現的新一輪貿易保護戰，影響到了世界和中國生豬、豬肉消費總量，全球的豬肉消費總量會下降。豬和豬肉產品需求動力不足，直接波及中國生豬和冷凍豬肉等產品出口，中國豬肉產品生產和加工企業訂單將減少，出口受阻，出口企業在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基礎上可能會雪上加霜。
（二）引起家禽生產波動
由于可能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擴散，消費者會調整膳食結構，減少與豬肉相關食物的消費。為保持膳食結構平衡，消費者可能會在中國市場上尋找替代品，比如牛肉等動物產品。消費需求下降，市場上豬產品供給超過需求，將導致豬產品均衡價格下降。受小農經濟影響，中國生豬大都以家庭散養的方式進行飼養，單個農戶養殖條件差，抗風險能力弱。如果出現外來的大流感沖擊，而政府沒有統一組織防病、抗病，甲型H1N1流感可能直接影響豬肉生產。雖然有前幾年的財政補貼支持，但由于比較利益下降、生產風險增大，豬肉生產可能出現下滑，市場出現不穩定。如果監察到甲型H1N1流感發病區，政府將可能參照“禽流感”做法，封鎖疫區，大規模捕殺疫區生豬，焚燒豬肉產品，封閉豬產品交易市場，這些都將帶來生產波動和經濟損失。
（三）對相關產業造成負面影響
2005年的禽流感，曾一度對雞肉產業和餐飲行業造成了負面影響。對甲型H1N1流感而言，首先會對與豬肉制品相關的肉產品生產以及餐飲業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另外，對豬飼料行業也有負面影響。由于養豬數量減少，養殖戶和養殖企業會相應減少飼料購買量，飼料供應鏈上本已過剩的飼料將會囤積。飼料大都有一定的儲存周期，超過一定的儲備時間，這些飼料將變成廢料。這樣，飼料生產、銷售、物流企業會蒙受經濟損失。再者，一旦中國有疫情報道，無論是外國游客，還是中國游客都會減少中國的旅游計劃和出行。記憶猶新的“禽流感”和“非典”直接導致游客數量減少，旅游市場遭受直接沖擊，旅游收入銳減。“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對大多數旅游產品而言，旅游消費的收入價格彈性較大。此外，航空業等物流產業也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四）加重財政負擔
以養豬業為例，為促進養豬業健康發展，穩定豬肉價格，財政部于2007年印發《能繁母豬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和《生豬良種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設立專項補貼資金，共同支持生豬產業發展。由于政策慣性，與豬生產直接相關的財政補貼政策還將延續。從公共衛生的公共產品屬性看，公共財政在公共衛生的服務方面責無旁貸。因此，在甲型H1N1流感出現新疫情時，中國政府將加大疫情監察、檢查和治理的財政支出
（五）改變生活習慣和消費行為
每當重大傳染性疫病來臨時，人類總是在思考改變食珍稀動物的做法，反思做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同時，改變暴殄天物、涸澤而漁的消費行為，以健康的消費方式平衡膳食結構。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后，人們曾一度將疫情與果子貍等動物聯系在一起。
三、應對重大傳染性疫病的對策
應對重大傳染性疫病應該實現宏觀調控政策與政策目標相互配合，避免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沖突。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實現政策目標的前提，多個政策目標必須要有至少相同數量的政策工具。同時，各種內外政策工具隨機配合是達到政策效果的重要保障。
（一）嚴密監控疫情動態，嚴格執行《防疫法》等法規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為防止疫情在更大范圍擴散，制定疫情應急方案成為現實選擇。一是加強國際溝通與合作；二是應重點致力于處理本國事務，不得出現謊報、瞞報、漏報、遲報等不利于疫情處理的“不作為”行為；三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政策框架下，嚴把國門關。
（二）加強宣傳，消除恐懼心理
4月底甲型H1N1流感疫情剛在中國出現時，一部分人群中曾出現“談豬色變”的恐懼心理。雖然豬體內已發現甲型H1N1流感病毒，但目前尚無證據表明動物為傳染源。目前關于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信息仍需做系統、深入研究，對疫情的診斷有待進一步完善。截至目前，報告的患者多數為青壯年，未來更應該關注老人和兒童等抵抗能力差的人群。但是，只要保持環境和個人衛生，盡量少到公共場合，不會影響人的正常生產和生活。充分發揮各種媒介的正確宣傳和引導作用，鼓勵人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公共危機。在危機面前，臨危不亂是應對的最佳良藥。
（三）多級聯動，共同應對危機
公共管理集體行動困境的集中表現是非合作博弈下公共服務的供給短缺和供給無效率。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為克服多級政府“多龍治水”的無效率，最優路徑選擇是明確各級政府職責。另一方面，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激發群眾智慧。中國成功應對“禽流感”的經驗表明，在各級政府的科學組織領導下，群眾的密切配合是打贏不期而遇的公共危機戰爭的重要法寶。
（四）制定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
構建和啟動公共衛生危機應急機制。第一，繼續采集國內外已經發生、有可能發生的甲型H1N1流感信息并公之于眾。第二，督促科研和疾病系統主要負責研究、試驗和推廣最新的疫苗，動態監測疫苗接種效果。第三，成立臨時協調指揮機構，主要負責全面協調、統一指揮，確保整個應急指揮系統高效、有序運行，尤其要共享對抗疾病的研究信息，確保研究機構能取長補短，加快研究進程，做好應急物質和設備的準備工作。
四、進一步的思考：改變落后生產、生活方式，做到人與動物和諧共處
研究表明，很多重大傳染疾病，都與動物源病毒有直接關聯。因此，從家禽源頭尋找治理對策是治本之策，應該做到：一是改變落后的飼養方式。目前中國有數以億計的家禽飼養單元，以庭養和其他傳統方式散養為主，分布過于分散，監督管理成本無限大，疫情難以控制。改變補償費用低、“一刀切”捕殺方式，構建利益協調的疫情成本分攤機制，激勵家禽生產單位改變生產方式，構建強大的農村疾病防疫體系。二是改變不合理的生活習慣和消費行為。三是珍愛動物，和諧共處。四是著力研究各種動物與人之間的疾病史，探索動物傳染病毒傳染給人類的形成機理，分析阻隔動物病毒傳染人類的有效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