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中，任何行業均可能存在市場風險；但較之其它行業，養豬業的市場風險更為突出和難以把握和控制。這種特點主要是由如下方面的原因構成的：

首先是養豬的生產周期長，從選留母豬到育成出售最低要一年半以上；無論是生產者抑或是豬市行情預測的專家，哪怕是信息傳遞相對較快的今天，在無法獲取準確統計數據的情況下，要準確把握行情走勢恐怕都并非易事；生產者也就無法及時做出反應和調整。

第二是中國農業人口眾多，農村經濟也尚欠發達，生存環境競爭十分激烈，在所從事的生產活動中，一見有利可圖的項目即可能一哄而上；一旦產品超過市場容量，價格下降而入不敷出的情況下，薄弱的經濟基礎又不可能容許他們堅持較長時間的等待觀望，這是豬價（不是肉價）往往呈現階梯式垂直下跌的根本原因。這時豬農最棘手的問題是母豬去留的取舍，豬價下跌首當其沖、受打擊最大的莫過于仔豬價格的下滑。如果是短期的下跌，母豬大多能幸免于被宰殺；但較長時間的虧損豬農就無法維持了，哪怕正在盛產期的母豬也難以脫逃。母豬宰殺后的產品又擠壓豬肉產品的市場份額，讓過剩的市場更不堪重負。

第三是養豬業產品本身的特點和人們的消費習慣，加大了市場調控的難度?！柏i吃叫，魚吃跳”，中國人對豬肉的消費習慣是以鮮肉為主，哪怕是冷凍肉亦不受消費者歡迎。但豬只的生長有其自然規律的，個體增重到一定限度，繼續飼養不存在“得”而只能是“失”。（所以筆者認為，所謂活大豬儲備只能做為無稽笑談或是某些利益集團內外勾結騙取國家資金的手段）。改變消費的單一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所以即使人們發現了產品過剩的苗頭，通過增加小豬屠宰加工烤乳豬之類的辦法也無法調整。分散的生產方式，獲取綜合信息的滯后以及難度，讓生產者束手無策，只能無助的聽天由命。

人們似乎把發展肉食加工業看成調節市場的一劑良藥。不可否認肉食加工業可能調節市場的作用，但由于中國的市場環境和經營者的鼠目寸光而大大弱化了這種作用。干肉制品、罐頭類食品既不為中國消費者所青睞，人們對食品安全的疑慮又加劇了這些消費對象不受歡迎的程度。經營者的素質參差不齊，既有正規的對消費者比較負責任的加工企業，也有見利忘義的不法投機商人，這些商人置人民的健康和疫病擴散的風險于不顧，什么病豬死豬產品都敢堂而皇之的搬上貨架。無所不在的腐敗使消費者真假難辯，唯一的選擇是消費抵制，因而人們不得不選擇消費鮮肉。

即使是正規的經營企業，也無法脫離商人的本性，要求他們生豬過剩價低托市，貨源緊缺價高時平抑肉價幾乎是與虎謀皮。價格崩潰時他們往往是競相壓價，以獲取更加巨額的利潤，他們沒有必要深謀遠慮今后的貨源無以為繼。因為豬價高時他們也無后顧之憂，政府這時的補償扶持、稅收減免等政策，他們是最先也是最大的獲利者。

相關行業和社會各利益階層的反應更加加劇了這種價格波動的頻率和幅度：飼料行業因銷量萎縮，維持運作的成本卻難以下降，使單位產品成本增加，不少企業不得不采取相應措施，或調高價格或降低質量使豬農雪上加霜。低價階段是生豬屠宰零售行業千載難逢的獲利良機，豬肉價格下跌往往滯后生豬價格下跌一個月時間，充足的貨源讓他們左右逢源，使出各種壓價手段以攫取更大的利潤。生豬漲價他們則小有損失，因隨豬價上漲豬肉價格的上漲也會滯后一周左右。但他們與社會的緊密接觸使他們容易受到社會的關注，不像豬價下跌豬農苦苦撐持時卻無人過問。還有許多豬農依賴貸款以維持生產，但發放養豬業貸款被形容為睛天借傘，高價時發放單位當然無所顧忌，低價時為了資金的安全不得不于以自保。

政府的扶持鼓勵政策往往缺乏前瞻性，肉價低時認為是社會穩定物資豐富的繁榮景象，豬農虧本經營痛苦掙扎的慘狀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們關注的是市場的反應，而漠視生產者的利益，一旦價格上漲出現不正常現象，有關部門就會揮動調控大斧向生產者砍去。即使出臺一部分扶持政策，一方面這些扶持資金大多到不了普通豬農手中；二是層層落實后為時已晚，因為高價剌激下農民早已積極性大漲，這種錦上添花的扶持反而為下一輪熊市埋下了伏筆。

某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更讓人不可思議。眾多的“政績工程”，讓沒有生產和管理經驗的幾戶甚至十幾戶農民湊合在一起而組成畜牧小區，為疫病的發生和漫延創造了有利條件。鼓勵“要致富，多養豬”不但不考慮生產條件，在時機的選擇上也往往在歷次豬價高峰之中，等到這些畜牧小區建成投產，正趕在豬價低谷，讓許多聽話和積極響應號召者者血本無歸，何談“致富”？據筆者所知，一些扶貧項目款也以母豬實物發放，美其名曰“造血”，讓農民得到的是燙手的山芋。這些對養豬業盲目的引導使本來十分無序的養豬業市場更加混亂；一旦豬市行情下滑，這些生產的指導者們對養豬業關注的熱情一古腦兒就無影無蹤了。

要化解和降低養豬的市場風險，使養豬業在健康有序的狀態下發展和運行，在客觀上比控制豬病風險的難度可能更大。因為：第一，豬農自覺的調節雖然能起一定的作用，但要獲得準確的信息并非易事。再者養豬農民不一定個個都是高素質人才，對市場的分析判斷和把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第二，政府行業管理部門思維仍然停留在物質短缺時代的層面，追求的是產品的供應充足、價格低廉、市場繁榮的景像，而忽視生產環節上潛伏的種種危機，放棄了自已最重要的角色：行業健康合理發展的引導者、行業內部利益調節的監管者、準確信息的收集和發布者。第三，影響市場價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也是最重要的）產品供求關系方面的因素，也有季節和氣候對人們消費剌激的因素，以及消費者消費水平、社會經濟環境等許多因素。而且有些因素是人們無法準確預料的。此外還有前面所述養豬業本身周期長的特點和產品的難以儲備等方面的原因，也增加了人們主觀上進行市場調節的難度。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豬農、政府行業主管機構、相關服務和經營行業以及消費者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才有可能把市場價格風險降到最低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