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討論影響養豬業發展的因素時,自然會想到疫病流行在其中的重要不良作用。它可以釀成一個豬場甚至某個范圍內的養豬業毀滅性的災難,因疫病損失增加的養豬成本,有時比飼糧漲價增加的成本可能更大。筆者在這里從社會的角度探討一下疫病至所以產生和在較大范圍內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和防制的辦法。 為什么近年來豬病的流行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沒有規律可循?個人認為,豬只及產品的流動是豬病流行的第一大罪魁,致使豬只生病的各種病源微生物大多是隨著生豬和產品的流動而擴散的。
近年頻繁地從國外重復引種,有可能是一些新的病種頻頻發生的根源;特別是個別引種單位追求單純的經濟利益,哪怕明知引進的豬種有重大嫌疑,也向外繼續供種而不惜使病源擴散,為中國的養豬業埋下了一顆顆定時炸彈。國內豬只及豬產品的頻繁流動,即為病源的擴散大開了方便之門。
當然,在商品化的今天,阻斷這種正常的流動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但為這種流動做一個規范,以防止病原的擴散,卻是有可能而且完全能夠做到的。我國于一九九七年就頒布了動物防疫法,但是執行的走樣弱化和失去了防疫的作用。許多地方的檢疫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單純為了收費;筆者是個有二十多年養豬經歷的老豬農,在兩個省養過豬,耳聞目睹的許多現象真有點讓人啼笑皆非:不檢疫只收線不是個別地方的“特產”,收取車輛消毒費而根本不消毒,連消毒藥水都不帶,更不用說消毒器械了;收購病死豬的不法商販之所以勢無忌憚,是因為其利潤豐厚而有實力尋找防檢部門做保護傘;一些公路上設立的檢查站各種名目的罰款是做為斂財的手段而不是以防疫為目的。
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的反應也往往過于遲鈍和機械,對于一些新的病種,不到足以威脅養豬業產生嚴重創傷的程度就引不起重視。如去年夏季開始的“高致病蘭耳病”,如果能像對付口蹄疫一樣的啟動“重大動物傳染病應急預案”,也許不至于造成全國性的大范圍流行。不但豬農的損失不會如此慘重,政府也許不必因豬肉漲價而付出如此高昂代價。過多的考慮地方財政負擔問題而對疫點發病豬只的撲殺不堅決不果斷,給疫病的流行和漫延留下了禍根;不少事例證明,其后續處理的費用往往高于前期果斷處置所付出的代價。
行業主管人員的素質也有待提高,現有人員中經過系統專業培訓的人員不多,而很多有專業知識的人員又進不了管理機構。有些官僚主義作風十分嚴重,沒有為農民辦實事的理念。有些做法不僅讓人不可理解,甚至可以說十分可笑,如某些政府下發的堂而皇之的文件中,疫點封鎖范圍不是以半徑距離為界限,而是以行政區劃為界限!為了顯示政績而不顧條件地鼓勵發展養豬小區,把沒有現代養豬管理和技術的農民集中在一起,增加了疫病防治的難度;實踐上已經證明對各方都得不償失。
養殖者行為的不規范,是豬的疫病得以迅速擴散的重要原因。發生疫情時養豬戶為減少損失而遂繩頭小利,讓不法商販大發橫財。一旦疫病來勢洶涌,地方政府對收購病死豬的行為采取打擊措施,雖然不法商販暫時有所收斂,但由于中國養豬業大多是分散養殖,沒有無害化處理的有效機制,此時疫區死豬遍地狼籍,布滿河流溝渠,污染環境,這種場景大多數身處農村的人們都會深有感觸。種種行為,給病源的廣泛傳播制造了可乘之機。
不及時主動上報疫情,也是養殖者應當反省的重要問題。由于我國動物疫病補償機制不健全,補償額度過低,使大多數養殖者心存僥幸,明知是重大疫病也隱瞞不報,給病源的生存和擴散埋下了隱患。
中國雖然有上千年的養豬歷史,但現在養豬業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傳統的養豬技術遠遠滿足不了現代養豬的要求。養豬者必需深刻認識到提高現代養豬技術的必要性,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學習的機會。
疫病的防制,不管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只有通過管理者和生產者的共同努力,才能達到盡可能減少和降低損失的目的。
提高養豬技術和管理水平,減少和防止疾病發生;一旦發現重大流行疾病,主動向政府獸牧防疫機關申報;顧全大局,不以一已之得失而心存僥幸之心,根據情況配合防檢機關進行封鎖和撲殺,把重大流行疫病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之內,這是每個養豬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對于一個“服務型”的政府,在重大疫病控制中發揮的作用更加關健。加強進口檢疫固然是防止外來病種的重要工作,但動物種苗進口風險和影響更為直接,傳播速度也更加迅速。因此,必需嚴格進行控制。重復的引進既無必要也浪費外匯,如果這種引進由有關部門指定有資質且有責任心的機構來承擔,經確認完全沒有風險才向生產單位推廣,也許情況會大大改觀。
嚴格的國內產地檢疫應以防止疫病流行為目的,不應當做為地方政府某些機構的斂財手段;各地設立的檢疫檢查站只應當嚴格查驗檢疫合格情況,而不應巧立罰款名目,讓人譏之為“買路錢征收站”,沒有實際消毒更不應當收取“消毒費”;這樣才能具有公信力,讓違法運輸畜禽產品的人有真正的畏懼之心。
“重大傳染性疫病”的界定,不能局限在已有規定的少數病種,而應以對整個養殖行業的破壞和影響程度為標準,由政府行業管理機構靈活處置。適當提高重大傳染性疫病撲殺補償額度,而且這種補償不應讓地方財政買單,而應由國家財政來支付。對危害大、傳播速度快的動物疫病采取果斷的封鎖和撲殺措施,作好病死動物尸體的無害化處理等工作,看起來好像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但是如果考慮到后續處理的費用,包括因產品緊缺價格上漲對困難群體的補貼,以及一個行業衰敗而造成的社會經濟的影響,那可是一本萬利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