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繼續增長、民生不斷改善的大背景下，畜地矛盾和人糧矛盾變得更加突出。耕地資源在18億畝紅線的硬約束下，如何做到既要讓百姓吃飽（發展種植業），又讓百姓吃好（發展養殖業），是各級政府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在日前于山東萊陽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召開的“技術創新再造未來論壇”上，與會人士一致認為，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在于走出一條“節糧型”的畜牧業發展之路，而加快肉雞產業是破解這一難題的有效途徑。

改變畜牧業結構 增“白”減“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中國林牧漁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劉玉滿認為，肉雞飼料轉化率明顯高于生豬。在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下，肉雞的料肉比為1.9：1，而生豬的料肉比為3.0：1。換言之，同樣生產1千克肉，肉雞比生豬可節省37%的糧食。2009年我國豬肉產量為4890萬噸，如果其中的30%轉變為生產肉雞，就可節省糧食540萬噸。如果把節約下來的糧食折算成耕地，按我國目前玉米的單產水平每畝350千克計算，可節約耕地1500畝。

數據顯示，同美國、巴西相比，我國目前雞肉產量占肉類總產量的比例明顯過低，2009年只有14.6%。同年，美國和巴西分別為39.3%和44.5%，雞肉已穩居肉類產量的第一位。“從1961年的統計數據看，當時美國為15.8%，而巴西只有5.8% 。”劉玉滿指出，“發達國家的肉類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正在發生轉變，對高蛋白、高脂肪、高膽固醇的紅肉消費減少，而對高蛋白質、低脂肪、低能量、低膽固醇的白肉（雞肉）消費則明顯增加。”

以美國為例，在1961年，人均紅肉消費量為59.9千克，雞肉為13.6千克，雞肉消費量占肉類消費總量的18.5%。但是，到了2008年，美國人均紅肉消費量下降到51.9千克，人均雞肉消費量上升至38.1千克，占總消費量比例隨之上升至42.6%。目前，我國的人均禽肉消費量只占消費總量的21%，相當于美國上個世紀60年代的水平。劉玉滿強調，增加白肉消費減少紅肉消費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發展趨勢。

三大戰略意義 順應時代發展

專家認為，我國發展肉雞產業有三大戰略意義。首先，解決畜牧業“不與糧食爭地，不與人爭糧”的戰略，緩解“畜地”矛盾和“人糧矛盾”。其次，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項報告，畜牧業是導致全球變暖的最大元兇，造成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的18%，超過全球交通運輸排放，全球9%的二氧化碳、37%的甲烷、65%的一氧化氮都是由畜牧業造成。據國外碳足跡專家研究，在集約化動物飼料體系中，按照生產每千克肉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計算，生產1千克牛肉產生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為14.8千克，生產1千克豬肉為3.8千克，生產1千克雞肉只有1.1千克。如果將我國目前豬肉產量的30%轉化成雞肉生產，每年可降低近4000萬噸的二氧化碳當量。此外，肉雞產業還能提供大量優質有機肥，可替代化肥使用，形成資源再利用循環經濟體系。其三，從營養學角度看，雞肉具有“三高一低”營養優勢，即蛋白質含量高、脂肪低、熱能低和膽固醇低。雞肉中的蛋白質含量高達22%，牛肉為20%，豬肉為18%—20%；雞肉中脂肪含量只有1%，牛肉為5%，豬肉可達30% ；每100克雞胸肉的熱能為90千卡，牛肉為205千卡，豬肉為290千卡；每100克雞胸肉中的膽固醇含量只有82毫克，牛肉為104毫克，豬肉為100毫克。雞肉可改善人的健康狀態。

對于正在調整中的畜牧業結構，劉玉滿認為，要快速提升肉雞產業，應盡快出臺相關扶持政策，如利用政府貼息貸款，建立產業發展基金、技術扶持、災害救助、生產保險、稅收優惠鼓勵等工具。建立和完善促進肉雞產業發展的相關機制，如安全監管機制，規范雞肉生產、加工、流通過程的質量安全管理，提高質量安全水平。還要完善價格調控機制，形成市場檢測體系和預警系統。同時，針對突發事件和市場價格波動，建立應急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