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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業的現代化與流動性之爭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1-12-31  作者:一天  瀏覽次數:165

流動放牧,或稱游牧的畜牧方式在非洲干旱地區的經濟繁榮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據估計,在非洲東部和西部,大約有5千萬畜牧養殖者完全依靠天然旱地草場來放養牲口,而這些牲 口是他們的家庭和村子的重要經濟來源。同時,這些牲口還支撐著龐大的肉食產業以及原皮和生皮工業。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當其它土地利用體系無法發揮作用的時候,流動放牧能夠為國家和地區創造巨大的經濟利益。

如今,牧民不僅能夠將最新的牲畜市場價格信息下載到他們的手機上,還可以騎上價格低廉的中國產摩托去追趕跑遠的牧群或迷路的駱駝,或者通過步行、陸路、或海路的方式將他們的牲口運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進行內貿交易或國際交易。人們普遍認為牧民是小眾群體。他們與世界脫節,生活方式也因循守舊。然而現實中,牧民早已完全融入到全球發展的進程中。

但是現在,流動放牧正逐漸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出于各種各樣其它的用途,草場被一點點的瓜分。而草場的水源供給以及與市場的聯系也越來越困難。隨著流動放牧的活動范圍日益狹窄,畜牧養殖的經濟收益也受到嚴重的威脅。牲口的出肉率降低,產奶量減少。此外,它們對干旱和疾病的抵御能力也有所下降。而這正把人們引向一條充滿貧困、資源退化,以及沖突的道路。

針對游牧流動性的問題,一些新的思維、新的政策和創新實踐正在許多非洲干旱地區扎下根來。非洲聯盟和其他一些地區性組織正逐漸認識到增強牲畜的移動性所產生的巨大利益。這也促使一些政府開始制訂各種信息充分、循序漸進的政策,從而反映出現代游牧民的需要。

為何采取游牧的方式?

其實,游牧民遷徙是為了帶著他們的牲畜輾轉于牧草最豐美的地方。不同時期分散于不同地方的草場才是游牧養殖在如此困難的環境里保持高產的原因。而對于那些依 靠單一牧場和規模經濟的定居牧民而言,牧場上隨機分布的牧草中的營養含量將使產量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是,對于那些四處遷徙,有選擇地控制放牧數量的游牧民 而言,這卻是一種資源。

人們常常認為,相對于傳統的畜牧管理方式,現代化的牧場養殖方式是一種進步。然而,在對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博茨瓦納、以及津巴布韋等國牧場養殖和游牧養殖的產出進行比較研究后卻得出了一致的不同結論:這些國家游牧養殖的表現不僅均優于牧場養殖,而且,優勢還很明顯。不論是從出肉率、熱量值(卡路里)、還是需提供的現金等各個方面衡量,游牧養殖每公頃土地的回報率都要高于牧場養殖。

區域內牲畜貿易是非洲東部地區的一個主要產業,其規模正不斷擴大,年產值超過6500萬美元(人民幣4.44億元)。該產業的收益取決于牲畜的遷移,特別是跨界遷移。在薩赫勒地區的許多國家中,畜牧養殖占農業GDP總值的40%以上。這些數據雖然非常可觀,但是仍然沒有反映出畜牧生產系統對國民經濟的全部貢獻。國民核算是以肉和生皮等最終產品的價值為基礎,而忽略了游牧養殖方式在社會、安全、以及生態等方面所帶來的好處。

當干旱和災難發生時,牧民迫于生計不得不四處遷移。因此,對于牧民而言,保持流動性就變得極為重要了。干旱地區經常發生干旱,這也就是為什么相對農作物生產而言,游牧養殖是當地生產戰略的最佳之選的原因。

面臨的障礙

游牧民的活動范圍日漸受到限制。大片大片的農場時不時地擋住他們通往放牧區的道路;邊境管制又妨礙了他們的交易模式;他們過去保留下來作為干旱時期放牧場所的地區現在不是變成了國家公園就是被各種各樣的農業計劃所占用。政府所頒布的政策也積極鼓勵游牧民在其它地區定居下來,并且適應“現代化”的畜牧方式。這些政策的立腳點往往是一些毫無根據的觀點。這些觀點認為,游牧養殖不僅經濟效益低下,而且還對 環境造成破壞。人們認為將土地用作它途,如大規模農業生產以及國家公園等,能夠創造更多的國民收入,并且對環境的影響也較小。但是這些觀點都缺乏切實的證據。

農業是游牧養殖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家庭農場緩慢而堅定推進。此外,某些地區大型商業化農場的建設也正在不斷地吞噬大片的放牧區。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已經叫停了一些建在蘇丹中部半干旱地區的大型機械化農場的擴張計劃,并警告說,這些項目將在未來成為農民與游牧民之間沖突的導火索。蘇丹北部的大型商業化農場已經由于助長了沖突、環境退化、以及侵犯人權等原因而備受指責。

特別是在非洲東部,國家公園、獵物繁殖保護區、狩獵區及保護區侵占了大量的土地,從而使游牧遷移受到了嚴重的限制,因為這些土地不僅包括旱季和雨季主要的放牧區,而且還切斷了季節性遷移的必經之路。設立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烏干達基代波河谷國家公園位于烏干達與蘇丹和肯尼亞的邊界,嚴重阻礙了托普沙人從蘇丹南部到烏干達北部卡邦地區旱季牧場的遷移。多多斯游牧民同樣失去了位于東北部提姆森林的雨季主要牧場。根據卡拉莫賈農牧開發項目的邁克爾·戈德溫·萬蘇斯的研究,這片地區在2000年被宣布劃為森林保護區。然而,有大量的證據顯示,較之其它方式,特別是農作物生產,游牧是一種更能夠與野生動植物和平共處的土地使用方式。

不論是非牧民還是牧民都開始了圈地。從埃塞俄比亞南部的波拉娜人到尼日爾和布基納法索的富拉尼人以及索馬里蘭的索馬里人,非洲之角的范圍內,游牧家庭正紛紛把牧場圈起來。牧群規模縮小所引起的貧困使非洲東部和西部地區數以千計的游牧家庭不得不將牧場土地劃分出來從事雨養農業,或者在有水源供給的地方從事旱季農藝。而其他人由于害怕越來越多的土地被占用而變得一無所有,或者出于保護牧場不被用于農業或伐樹燒炭等其它用途的目的,也不得不圈起大片土地。

具體有多少曾經的牧場被占用還不得而知。但是,有不少已經被用來種植小麥、甘蔗、灌溉煙草、棉花、高粱、鮮花、以及蔬菜等作物。還有一些成為狩獵場和養牛場、國家公園、以及森林保護區。重要的不僅僅是土地流失的嚴重程度,關鍵的是這些土地的性質。大部分被割據的土地關系到濕地或沿河森林等戰略性區域的安危。這些地區不僅濕度較高,而且也較為穩定。因此,特別是當旱季,周圍牧場的牧草枯萎貧乏的時候,這里卻可以找到營養成分更高的牧草。

這些地區有著肥美的牧草,就像是“逃生的小島”一樣,在下一個雨季來臨,重新長出新鮮的牧草之前,讓牲口們可以有地方吃飽肚子。失去了這些地區會對整個畜牧系統的收益及適應能力造成傷害。失去這些土地究竟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多大的經濟影響和環境影響,新的土地使用體系的預期收益是否會大于取代畜牧業所帶來的收益損失,針對這些問題迄今所做的研究非常少。

沖突也是阻礙流動性、改變放牧方式、降低產出、以及加劇環境退化的一個主要因素。乍得和蘇丹兩國之間長期的沖突就意味著牧民們出于安全問題的考量不得不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更大團體。但是,結果卻發現,這么做反而更難找到高質量的牧草和水源。蘇丹與埃及之間的沖突同樣使蘇丹西北部紅海州的貝賈族牧民通往主要牧場的道路被阻。牧群無法到達牧場使牧場的使用率偏低,從而導致灌木的生長乘虛而入。另一方面,當牧民擁擠在面積不斷縮小的牧區中時,為了爭奪日益減少的資源,競爭便會加劇,沖突就變成一個無法避免并且具有自身延續性的問題。

干旱地區的各種不合理政策限制了牲口的遷移。人們一直認為游牧養殖方式是一種落后、經濟效益低下、破壞環境的土地利用方式。而在這種觀點的不斷驅使下,非洲 大部分地區針對牧場和牲畜制訂了相應的政策 。然而,所有這些觀點中沒有一個是以事實或曾經的失敗經驗為依據,也沒有反映當前所掌握的干旱地區環境和生計體系的動態學知識。而且,牧民團體也沒有參與政策的制訂。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摒棄這些冥頑不化的看法。

在非洲的許多干旱地區,各國政府逐漸開始重視游牧以及流動性對提高生產力的重要性。目前,很多創新性的政策得到認同,這些政策反映了游牧在地方經濟、國家經濟和區域經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此同時,政府也采取了許多新的舉措將這些政策付諸實施。

游牧經常需要穿越國界,區域貿易亟待支持,在意識到這些需要后,一些國際機構正著手將跨境游牧遷徙正規化。這為民族國家在制定本國的政策法規時提供了參考依據。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率先做出表率,為促進跨境牲畜遷移提供了制度框架。跨境遷徙需要取得授權證書,此舉在控制牧民離開本國國土的同時,確保了當地畜群的健康。

在過去的15年中,西非國家的政策改革取得了令人矚目進展。布基納法索、幾內亞、馬里、毛里塔尼亞、尼日爾等國政府均通過了游牧專項法規以保護游牧區,推動牲畜在本國境內的遷徙以及跨境遷徙。東非也不甘落后。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烏干達、坦桑尼亞等國的《脫貧戰略計劃》均認為游牧是一種應該予以支持的生計模式。東非也已經創建了非常有影響力的游牧議會團體來監督政府出臺的政策。埃塞俄比亞的牧民日和肯尼亞的游牧民族文化周目前都已經成為了兩國政治議程上的常規項目。

薩赫勒地區的地方分權運動已經引入了一個全新的議程, 它涉及領域包括之前由政府控制的民間團體。在馬里、尼日爾、蘇丹、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布基納法索等國,通過地方政府改革、地方分權和區域化,將包括土 地以及提供生活用水、醫療保健、教育等核心服務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利進行轉移,為游牧民族更積極地參與到政策實施中帶來了希望。同時,這些政策的實施還會 影響到他們在很多國家的生活。這些改革說明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識和實踐的正確性,同時也印證了那些確認牲畜流動性在提高生產力、保護環境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的科研結論。

在西非,尼日爾的沃大貝族(富拉尼人)對于互聯網的關注正在與日俱增。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網站,用英語、法語及最近興起的西班牙語,向更多的人進行宣傳以保護他們的生活方式,并向大眾解釋流動性的重要作用。沃大貝族已經對他們傳統的部族集會的方式進行了改革,召開了國際知名的全體代表大會。捐助者、非政府組織(NGOs)及游客都被邀請參加這一文化盛宴,從而進一步提升了這些新興的新型社會組織的政治影響力。

這些創新受多家發展機構的新思維的啟發。這些發展機構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失敗后,現在開始更多地介入到牧區的管理。以水資源開發、動物健康或者牧場管理等問題為主的項目已經被對社會問題、體制問題和治理問題的關注所代替。隨著干旱和疾病爆發時各種保護重點游牧資源措施的采用,和平進程也得到了不斷的發展 。隨著從游牧信貸發放到旱災保險等一系列的創新舉措的實施,市場的重要性也最終得以認可。

為了解決非洲牧場經常出現的資源利益紛爭,土地所有制的問題、以及相應體制機制的建立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人們普遍認為,這些牧場是 “公有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不同的使用者所集體擁有、管理并使用的自然資源;他們同時或輪流使用這些土地,而且使用期限通常不同。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區域所采用的管理條例必須認可并確保各方利益。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為了解決非洲干旱地區牧區干旱的問題,各方投入已達數百萬美元。大部分資金用于購買食品,盡管這些食品挽救了牧民的性命,卻沒能拯救他們的生計。對許多牧區來說,旱季過后雨水的降臨仍然無法讓他們重新找回游牧的生活方式。由于他們的牲口在旱災中死去,他們只能在獲得食品援助的鎮子中或者鎮子周圍呆下來。有的人成功地找到了新的謀生手段,有的則開始從事農活或者木炭制造,而有些人則比較極端的選擇了犯罪。

包括救助兒童會在內的若干機構共同在東非嘗試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保護游牧團體的主要生計資產,他們的這一工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通過為工作提供現金報酬(而不是用食物作為報酬),或者利用私人交易市場對牧群的規模進行有控制的減量等方式,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的牧民在2006年的旱災中成功地保住了他們最主要的種畜群。在應對緊急情況時,這些項目考慮的是如何維持牧民的生計,這不僅有助于調和救助與發展兩者之間常有的矛盾局面,還增強了牧民在旱災過后的恢復能力。

全球性挑戰

與其它土地使用方式不同的是,唯獨游牧方式能夠適應氣候變化。盡管非洲干旱地區對于氣候的變化已經習以為常,但是,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還是對地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氣候的變化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難以預測。目前整個非洲大陸觀察到的趨勢是,持續的少雨、雨季起始和結束日期的變化、降雨強度的不斷增大、非洲不同地區降雨的增多和減少、干旱引發的動蕩不斷增多等。其中,降雨強度的增大經常會導致洪水,并對農田和基礎設施造成破壞。這些趨勢有可能還會在短期或中期內持續下去。

與那些固守一地的農戶相比,游牧民能夠更快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七千多年來,牧民們一直通過不斷的遷移來快速地應對干旱地區的氣候變化,并且采用專門的風險分散策略來保障他們的財產免受損失。牧民們能否成功地適應目前的氣候變化取決于我們如何解決環境和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以及牧民的流動性是否能夠得到保障。為了能夠持續的適應氣候變化,游牧族群需要掌握未來變化的信息,并參與規劃未來。

人們一直指責畜牧業,意指游牧養殖業的沼氣釋放也是全球暖化的罪魁禍首之一。聯合國糧農組織高調公布的報告,“畜牧業背后的巨大陰影”認為,以二氧化碳當量計 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有18%源自畜牧業,比交通工具排放的比率還高。然而,當這些數據公布出來后,事實就變得很清楚,這些數據是全球家畜行業被合計在一起后的數據。如歐洲的集約化奶廠,東南亞的高密度養豬場,美國的肉牛飼養場和經營牧場,以及非洲的游牧養殖等方式全部被歸在一起。在我們對不同的畜牧行業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前就得出結論,認為非洲干旱地區的游牧養殖方式對全球暖化的弊大于對國家糧食安全、經濟增長、以及碳封存的利,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目前,游牧方式在降低氣候變化影響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已經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與此同時,非洲草原的碳封存能力也為干旱地區帶來了機遇。非洲發現的草原面積達1300萬平方公里。根據崗德生態經濟研究所主任羅伯特·康斯坦薩以及其他一些學者的研究,草原儲存的二氧化碳量占全球總存儲量的34%,這就相當于每一萬平方米草原能夠提供價值7美元(人民幣47.8元)的碳儲存服務。值得注意的是,在退化嚴重、或者是變草為耕的地區,草原儲碳能力被大大地削弱。

總體而言,牧場和游牧方式對環境的積極影響正逐漸被人們所認識。人們也意識到牲畜的放牧有助于保持野生動植物數量的平衡。而野生動植物才是大部分非洲旅游業發展的基石。在過去漫長的

三、四千年里,正是游牧民的土地管理方式塑造了今 天東非大草原的地貌景觀。良好的放牧方式不僅能夠拓展草原,刺激植被的生長、有助于種子的傳播和草原多樣性,而且還能夠通過生態系統增強營養物質的循環。而在那些流動性降低,放牧受限的地區,過度放牧的現象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在流動性受到保障的地區,游牧除了具有巨大的環境效益,以及能夠適應氣候變化等優點之外,還為非洲各國政府找到了一條生財之道,因為草原將可能成為碳池。一 旦牧民的生計受到了保障,他們便能夠自由往來于貧瘠偏遠的邊境地區,這將有助于減少沖突。而當他們的放牧策略和行為受到保護后,游牧方式還能夠有助于實現干旱地區數百萬人口的經濟獨立。否則,除了增加城市貧困和社會動蕩之外,他們將毫無選擇。

未來政策決策過程中,我們需要對游牧養殖方式的許多有益之處加以重視。如果畜牧業陷入了無法挽回的困頓之中,那么我們將面臨著失去所有這些有益之處的危險局面。因此,失去畜牧業有悖于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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