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大學獸醫學院的劉秀梵教授是連續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他告訴記者，在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快獸醫管理體制改革和動物疫病防控體系建設”，這在以往的“兩會”上還是不多見的。動物防疫與養殖業發展、自然生態環境保護以及人類的生存健康密切相關，因此，對于獸醫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建立健全動物防疫體系，代表委員們紛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教育問題在獸醫方面很突出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濱州畜牧獸醫研究院的沈志強院長認為，我國的獸醫管理體制不完善主要表現在獸醫管理機構不健全、職責不清晰、隊伍不穩定；地方獸醫管理機構設置混亂，政事、事企不分。全國政協委員黃維義說，如果把監督管理的職責與為基層服務的職能混在一起，那么，根本就不能實現國際慣例意義上的對疫病的監管，因此必須要與國際接軌，建立官方獸醫制。
劉秀梵代表和黃維義委員都特別強調了獸醫是一個專業崗位，需要相應的專業資格認證，因此，黃維義委員提出了加強獸醫專業教育的提案。她說：“我們現有的獸醫隊伍有多少是合格的？我們的獸醫專業教育是否能滿足與國際接軌的官方獸醫制度和基層執業獸醫所需的人才？應當看到我們現有的獸醫隊伍與發達國家在人才培養過程與入行標準上的差距。”據黃維義委員介紹，發達國家公認獸醫專業屬于醫學范疇，由于獸醫職業社會地位高、收入豐厚而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因此即使在教育大眾化的今天，各國仍然保持著獸醫教育的“精英化”：獸醫教育在學位設置上是5—8年，生源要求是最優秀的，教學投入也同醫學一樣是最高的。而我國在“精英教育”時代的獸醫專業是五年、四年兩種學制，改革開放以來，五年制獸醫專業畢業生在就業時間、工齡待遇等方面均不如四年制甚至三年大專制的畢業生，因此相繼改為四年制，近年才逐漸有6—7所重點農業大學恢復了五年制本科教育。“由于當前我國獸醫的社會地位不高，除重點農業大學外，獸醫專業很難吸引到優秀的生源，近半數學生不是自愿選擇本專業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的欠缺必然影響專業水平。”擔任廣西大學副校長的黃委員對此頗為擔憂。
要取得國際上對我國獸醫的認可，打破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提高獸醫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水平已迫在眉睫。因此，黃維義建議，盡快建立完善獸醫臨床行業規范，健全臨床獸醫師資格考試和審查制度；提高獸醫專業教育水平，加大教學、科研投入；嚴格行業管理，不能在大眾化教育里隨意擴大獸醫專業教育，從而繼續降低我國獸醫水平。而來自北京的張鐘寧代表認為，應該在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上給獸醫以較好的保證，否則高校的獸醫專業畢業生很難到基層、到農村去工作；同時，對現有的基層“土專家”和專科生要提供正規培訓的機會。
基層防疫工作開支應該由政府來買單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張鐘寧認為，長期以來我國對動物疫病防控體系建設一直沒有足夠的重視，現在可以說是非常重視了，實際上應在縣級以下加強這項工作，在鄉鎮和村要設固定人員常年負責疫病的監控，政府要來買這個單。來自云南的段興祥代表告訴記者，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云南把畜牧業作為主攻產業來抓，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防疫工作，這也是最頭痛的工作，而疫病防控主要是加強基層體系建設，全省要求縣級以下一要有機構、二要有人員、三要有經費，防疫人員經費要納入財政，鄉鎮要充實人員。同時，由于云南的國境線長達4061公里，而25個邊境縣都相對比較貧困、基礎較為薄弱，因此，他建議國家在政策和資金上考慮這25個邊境縣的實際情況，以便防止重特大疫病流入我國。
內蒙古近幾年畜牧業發展迅速，年牲畜存欄已達到一億頭（只）。侯勇躍委員說，畜牧業的發展對防疫的要求越來越高，因為一旦失控，我們的損失就太大了，目前，全區還沒有建立起一個上下貫通、橫向協調、運轉高效、保障有力的動物防疫體系，與發達國家和發達地區防疫水平還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國貧、區貧旗縣大部分是牧區和半牧區，肩負著防疫任務的重擔和資金缺乏的雙重壓力。因此，他建議在建設國家動物疫情疫病監測預警系統的基礎上，以省、市、縣為中心建設三級動物疫情測報和監測網，國家每年安排一定數量的資金，用于技術支撐和物質保障，提高防疫建設整體水平。
而賀大經委員建議，把人畜共患疾病防治納入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他認為，動物防疫工作已經從保護農業生產安全，上升到保障人類社會公共安全層面，提高重大動物疫病的防控能力已經成為社會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當前的緊迫任務，因此，必須構筑三道防線：一是做好動物疫病防治，二是防止動物疫病發生并向人傳播，三是避免人畜共患疾病疫情流行蔓延。
實施防疫持久戰基礎科研要先行
王秀林代表對我國家禽業的低迷狀況深感憂慮，這位吉林德大集團的董事長認為，防控禽流感一定要講科學：“既然關于這個問題在世界上的爭議很大，那么國家就應該組織力量細致研究，進行科學的綜合論證。”不僅是企業家在盼望科學論證的結果，作為專業人員，張鐘寧代表也呼吁國家加強對動物疫病基礎研究的投入，要建立一個長效的投入機制。
侯勇躍委員所在的內蒙古畜牧科學院動物醫學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國內比較早的獸醫研究所，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力量還很強大，從90年代中期開始了人才的大量流失。他告訴記者，現在省級農業科研單位的現狀堪憂，申請科研經費很困難，尤其是獸醫研究要求的條件比較高，很多重點課題我們省級單位都參與不上。
沈志強代表說，我們的國家這么大，疫情相對復雜，不加強這方面的科技支撐體系建設，甚至在國家重大疫病防控中沒有我們的位置，有時候讓我們有一種報國無門的感覺，現在動物疫病不斷有新變化，如果不加強科學研究，我們就很難打贏這場戰爭。因此，謝華安委員建議國家對科技投入的結構要合理，不應只注重高科技的研究，也應增加對地方科技人員科研的支持。
改革不能止于政策更要成為法律行動
“獸醫管理體制改革與動物疫病防控體系建設本來就需要立法。”這是劉秀梵代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第一句話。他說：“從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至今，我對獸醫管理體制改革問題提了十幾年的建議，現在考慮必須要立法，否則，這項改革隨時存在可變因素，比如隨著領導人的更迭而發生政策變化等。”
與此同時，沈志強正在準備《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的議案》，他認為，隨著我國畜牧業的發展以及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新形勢，現行的動物防疫法律已不適應形勢需要。主要表現在：動物防疫法律制度不健全；動物疫病監測和預警制度、疫情快速反應制度、疫情風險評估和疫情控制制度、動物產品市場準入制度、動物防疫保障制度等均不夠健全；目前動物防疫法律中的一些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對一些違法行為沒有規定相應的處罰措施或者處罰不力；動物防疫與撲殺經費沒有進入各級財政預算；WTO/SPS協定和國際動物衛生法典有關對動物衛生措施的規定、承認病蟲害非疫區和低度流行區以及風險評估等原則和規定尚未在現行動物防疫法律中體現出來，影響到充分發揮動物衛生措施在畜產品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作用，不利于提高動物及動物產品衛生安全質量和國際競爭力。因此，盡快修改完善我國動物衛生防疫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緩。
賀大經委員也提出盡快修訂完善國家動物防疫法規，強調其標準和準則既要考慮與國際接軌，又要考慮我國的實際和基層人員的可操作性；制定全國防疫檢疫的統一政策，特別要明確動物強制免疫的配套細則，真正調動農民配合防疫工作的積極性。
也許正如劉秀梵代表所說，建立動物疫病防控體系的路還很長，必須有一個運轉非常好的獸醫體制，而相關的改革必須要有法律的支持。“可能還要通過幾屆人大才能完善相關的法律，但立法這條路一定要走。”
教育問題在獸醫方面很突出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濱州畜牧獸醫研究院的沈志強院長認為，我國的獸醫管理體制不完善主要表現在獸醫管理機構不健全、職責不清晰、隊伍不穩定；地方獸醫管理機構設置混亂，政事、事企不分。全國政協委員黃維義說，如果把監督管理的職責與為基層服務的職能混在一起，那么，根本就不能實現國際慣例意義上的對疫病的監管，因此必須要與國際接軌，建立官方獸醫制。
劉秀梵代表和黃維義委員都特別強調了獸醫是一個專業崗位，需要相應的專業資格認證，因此，黃維義委員提出了加強獸醫專業教育的提案。她說：“我們現有的獸醫隊伍有多少是合格的？我們的獸醫專業教育是否能滿足與國際接軌的官方獸醫制度和基層執業獸醫所需的人才？應當看到我們現有的獸醫隊伍與發達國家在人才培養過程與入行標準上的差距。”據黃維義委員介紹，發達國家公認獸醫專業屬于醫學范疇，由于獸醫職業社會地位高、收入豐厚而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因此即使在教育大眾化的今天，各國仍然保持著獸醫教育的“精英化”：獸醫教育在學位設置上是5—8年，生源要求是最優秀的，教學投入也同醫學一樣是最高的。而我國在“精英教育”時代的獸醫專業是五年、四年兩種學制，改革開放以來，五年制獸醫專業畢業生在就業時間、工齡待遇等方面均不如四年制甚至三年大專制的畢業生，因此相繼改為四年制，近年才逐漸有6—7所重點農業大學恢復了五年制本科教育。“由于當前我國獸醫的社會地位不高，除重點農業大學外，獸醫專業很難吸引到優秀的生源，近半數學生不是自愿選擇本專業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的欠缺必然影響專業水平。”擔任廣西大學副校長的黃委員對此頗為擔憂。
要取得國際上對我國獸醫的認可，打破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提高獸醫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水平已迫在眉睫。因此，黃維義建議，盡快建立完善獸醫臨床行業規范，健全臨床獸醫師資格考試和審查制度；提高獸醫專業教育水平，加大教學、科研投入；嚴格行業管理，不能在大眾化教育里隨意擴大獸醫專業教育，從而繼續降低我國獸醫水平。而來自北京的張鐘寧代表認為，應該在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上給獸醫以較好的保證，否則高校的獸醫專業畢業生很難到基層、到農村去工作；同時，對現有的基層“土專家”和專科生要提供正規培訓的機會。
基層防疫工作開支應該由政府來買單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張鐘寧認為，長期以來我國對動物疫病防控體系建設一直沒有足夠的重視，現在可以說是非常重視了，實際上應在縣級以下加強這項工作，在鄉鎮和村要設固定人員常年負責疫病的監控，政府要來買這個單。來自云南的段興祥代表告訴記者，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云南把畜牧業作為主攻產業來抓，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防疫工作，這也是最頭痛的工作，而疫病防控主要是加強基層體系建設，全省要求縣級以下一要有機構、二要有人員、三要有經費，防疫人員經費要納入財政，鄉鎮要充實人員。同時，由于云南的國境線長達4061公里，而25個邊境縣都相對比較貧困、基礎較為薄弱，因此，他建議國家在政策和資金上考慮這25個邊境縣的實際情況，以便防止重特大疫病流入我國。
內蒙古近幾年畜牧業發展迅速，年牲畜存欄已達到一億頭（只）。侯勇躍委員說，畜牧業的發展對防疫的要求越來越高，因為一旦失控，我們的損失就太大了，目前，全區還沒有建立起一個上下貫通、橫向協調、運轉高效、保障有力的動物防疫體系，與發達國家和發達地區防疫水平還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國貧、區貧旗縣大部分是牧區和半牧區，肩負著防疫任務的重擔和資金缺乏的雙重壓力。因此，他建議在建設國家動物疫情疫病監測預警系統的基礎上，以省、市、縣為中心建設三級動物疫情測報和監測網，國家每年安排一定數量的資金，用于技術支撐和物質保障，提高防疫建設整體水平。
而賀大經委員建議，把人畜共患疾病防治納入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他認為，動物防疫工作已經從保護農業生產安全，上升到保障人類社會公共安全層面，提高重大動物疫病的防控能力已經成為社會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當前的緊迫任務，因此，必須構筑三道防線：一是做好動物疫病防治，二是防止動物疫病發生并向人傳播，三是避免人畜共患疾病疫情流行蔓延。
實施防疫持久戰基礎科研要先行
王秀林代表對我國家禽業的低迷狀況深感憂慮，這位吉林德大集團的董事長認為，防控禽流感一定要講科學：“既然關于這個問題在世界上的爭議很大，那么國家就應該組織力量細致研究，進行科學的綜合論證。”不僅是企業家在盼望科學論證的結果，作為專業人員，張鐘寧代表也呼吁國家加強對動物疫病基礎研究的投入，要建立一個長效的投入機制。
侯勇躍委員所在的內蒙古畜牧科學院動物醫學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國內比較早的獸醫研究所，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力量還很強大，從90年代中期開始了人才的大量流失。他告訴記者，現在省級農業科研單位的現狀堪憂，申請科研經費很困難，尤其是獸醫研究要求的條件比較高，很多重點課題我們省級單位都參與不上。
沈志強代表說，我們的國家這么大，疫情相對復雜，不加強這方面的科技支撐體系建設，甚至在國家重大疫病防控中沒有我們的位置，有時候讓我們有一種報國無門的感覺，現在動物疫病不斷有新變化，如果不加強科學研究，我們就很難打贏這場戰爭。因此，謝華安委員建議國家對科技投入的結構要合理，不應只注重高科技的研究，也應增加對地方科技人員科研的支持。
改革不能止于政策更要成為法律行動
“獸醫管理體制改革與動物疫病防控體系建設本來就需要立法。”這是劉秀梵代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第一句話。他說：“從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至今，我對獸醫管理體制改革問題提了十幾年的建議，現在考慮必須要立法，否則，這項改革隨時存在可變因素，比如隨著領導人的更迭而發生政策變化等。”
與此同時，沈志強正在準備《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的議案》，他認為，隨著我國畜牧業的發展以及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新形勢，現行的動物防疫法律已不適應形勢需要。主要表現在：動物防疫法律制度不健全；動物疫病監測和預警制度、疫情快速反應制度、疫情風險評估和疫情控制制度、動物產品市場準入制度、動物防疫保障制度等均不夠健全；目前動物防疫法律中的一些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對一些違法行為沒有規定相應的處罰措施或者處罰不力；動物防疫與撲殺經費沒有進入各級財政預算；WTO/SPS協定和國際動物衛生法典有關對動物衛生措施的規定、承認病蟲害非疫區和低度流行區以及風險評估等原則和規定尚未在現行動物防疫法律中體現出來，影響到充分發揮動物衛生措施在畜產品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作用，不利于提高動物及動物產品衛生安全質量和國際競爭力。因此，盡快修改完善我國動物衛生防疫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緩。
賀大經委員也提出盡快修訂完善國家動物防疫法規，強調其標準和準則既要考慮與國際接軌，又要考慮我國的實際和基層人員的可操作性；制定全國防疫檢疫的統一政策，特別要明確動物強制免疫的配套細則，真正調動農民配合防疫工作的積極性。
也許正如劉秀梵代表所說，建立動物疫病防控體系的路還很長，必須有一個運轉非常好的獸醫體制，而相關的改革必須要有法律的支持。“可能還要通過幾屆人大才能完善相關的法律，但立法這條路一定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