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最吸引人眼球的新聞莫過于漂浮在黃浦江上的死豬了，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死豬?養豬戶是否真的道德淪喪?
“死豬”的事情很快就成為了焦點中的焦點，面對諸多紛擾和熱議，我們選擇了對“尖銳”的回避，去了一個小而平靜的地方，用一種冷靜的眼光去挖掘“死豬”背后深層原因。
于是有了3月30日見報的那篇《豬的身后事兒》。
豬圈與豬味
我對豬圈的最初印象尚存于兒時記憶。當年坐公共汽車去豐臺爺爺家，途中便能看見這樣一種特殊的建筑：上面是公共廁所，下面是豬圈，中間一斜坡相連，其功能性不言自喻。
20多年以后，中國養豬戶的豬圈，雖然大多沒有了“上層建筑”，但有的依然是簡陋，就如我所采訪的60歲的邢臺養豬戶趙長勤，他的豬圈就是利用了廢棄的舊工廠職工宿舍和學校教室，豬舍的窗戶沒有玻璃，門框上沒有門，母豬和小豬反而因此獲得了自由，隨意出入，不受任何限制。
石家莊的吳德友家的豬圈倒更像中國主流的豬圈，磚砌的平房加上石棉瓦的頂棚，豬都被困在豬欄里，了此一生。
不管是趙長勤的自由豬舍，還是吳德友的常規豬圈，它們最大的共同點便是味道——深吸一口，絕對可以繞梁三日不識肉味。好在這次采訪時逢初春，余寒未盡，豬舍里還沒有太多的蒼蠅。記得數年前采訪京郊的一處豬舍時，推門而進，恰應了馬三立相聲里的那句話：一萬多只蒼蠅，大蒼蠅、小蒼蠅、麻頭蒼蠅、綠豆蠅，再加上撲面而來的滾滾熱浪和臭氣，真的能將人撞一個跟頭。
我從業以來，采訪過三次關于豬的事情，兩次進入豬圈一次進入屠宰場，那種臭味真的讓人無法忘記——至少三天，臭味都無法徹底消除。
倘若你沒去過豬圈，只是從電視里看到那些窗明欄凈的養豬場，看到那些粉嫩胖乎的小豬，是決計想不到現實中的豬圈到底是什么樣的。
謀生還是致富?
關于豬的新聞，人們樂于談的是網易公司丁磊養豬的事，喜歡談的是北大畢業生養豬的新聞，因為他們總是代表著財富和眼光，但是對于中國更多的養豬戶來說，養豬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一種改變貧窮的現實出路。
趙長勤告訴我，他曾是汽車廠里的車間主任。廠子破產了，他去做大貨車的汽修生意;城市里不讓跑大貨車了，他去做洗車的買賣;馬路要拓寬了，他又開始養豬……
吳德友則是一位30多歲的年輕農民。2005年之前一直在城里打工，一個月就掙900元錢，還要看人家的臉色。在城里，他不是一個技術工人，所從事的都是諸如洗衣工這類的工作。他放棄打工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與其沒有尊嚴地打工，還不如回鄉自己做些更掙錢的事情。”
趙長勤和吳德友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養豬，理由其實很簡單，他們感覺養豬是低成本、高回報且容易養活的一個買賣，即使他們沒有任何的養豬經驗，他們還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事實上，中國人養豬門檻的確很低。根據相關規定，規模養豬的底限是存欄50頭。像吳德友在自己家的小院里就可以養十幾頭豬了。
吳德友總是對我提到他養豬掙錢的事情，更強調的是“掙錢”，而不是“掙多少”，因為在農村賠錢是一件讓別人恥笑的事情。事實上，他第一次養豬掙的錢是1000多元，與打工相比差不了多少。
但正是這種盈利不多的“掙錢”，讓這些農民們有了繼續養豬的信心。
“死豬”背后的政策與市場
當這些養豬戶將身家性命都投放到豬身上的時候，他們才意識到養豬的風險如此之高，而這種風險的根源便在于政策與市場之間的失衡。
吳德友與趙長勤選擇養豬與2005年之前中國長達至少10年的生豬市場的“牛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這個牛市又與生豬和豬肉價格放開有關。但是從2005年開始，在市場調節的作用下，生豬價格回落，生豬市場走向了動蕩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生豬養殖遭遇了兩大災難，2006年到2007年的全國性藍耳病及2010年到2011年的口蹄疫。這樣的疫病造成了大量養豬戶血本無歸，全國生豬存欄數急劇下降，豬肉價格飆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先后出臺了多種鼓勵養豬政策，例如母豬補貼、母豬保險以及無害化死豬處理補貼等。
在政策的驅動下，更多的“趙長勤吳德友”們加入了養豬的隊伍。這樣就造成了仔豬、幼豬成本的升高，飼料成本的升高，但是由于存欄的增加，出欄豬的價格又下跌了。而國家在對生豬市場方面沒有出臺任何保障措施，這樣的市場風險就全部落在了養豬戶的身上。
由此可見，養豬戶為什么不愿意對死豬進行無害化處理，為什么會出現買賣病死豬的生意，為什么生豬出現疫病，養豬戶不愿意上報，根本的道理就在于此。
國家出臺養豬鼓勵政策根本上是為了保證豬肉的供應，但問題在于后續的對養豬戶市場利益保障工作沒有做到位——宏觀調控工作只做了一半，最終就是市場不市場，計劃不計劃，農民的利益終將受損。
大型養豬企業是可以減小這種風險的，但要求所有的養豬戶都建立起大規模現代化養豬場是不現實的。死豬事件之后，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一下之前的相關養殖政策，想想我們是否考慮到農民最基本的利益——生存，只有先活著，才能更好地活著。
拯救養豬業的聲名
養豬，是謀生還是致富?一番觀察之后，記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當然，答案顯然不若你我想象中簡單，這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設問。有人養豬致富，有人依舊赤貧，正如所有行業一樣，“養豬業”亦充斥著未知風險與不確定性。在一個行業的“不可預期”面前，從業個體總顯得無力而無助。正是有鑒于此，我們見多了養豬戶的迷惘、無奈以及慌亂。
借著黃浦江浮豬事件，養豬業才又一次進入公眾視野，在此之前的太平年月，這一行甚至一直少被提及。事實上，對養豬業和養殖者，整個社會本該報以更多的關注。畢竟，民生市場內，肉類食品的供給，一貫牽涉甚廣。城市人的肉食是在怎樣的環境中、經過怎樣的流程生產出來的?當食品安全愈發引起大眾關注，我們實在有太多理由將目光拉近，關注食物產業鏈的上游，關注那些養殖戶的命運遭遇和所作所為。
在廣大農村，小規模、分散化、家庭式的養豬模式，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一家一戶養幾頭豬，算是“生計”也算是“事業”，但總歸談不上是產業。既然如此，也就談不上什么“產業標準”的嚴格落實，更談不上所謂“從業門檻”與“行業準入”，談不上有效監管與技術輔導了……一切都處于原始、自發的狀態中，漏洞與風險，可想而知。
零散的養殖者，在維持一家生計之外，并無長遠考慮行業生態的動力與精力。無論是資金、技術還是規范層面，小養殖戶都難與大企業相提并論。加之政策端對之庇佑、支持力度有限，小養殖戶其實都存在著抗風險能力孱弱的致命軟肋。在市場內，他們幾無議價權，而只能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而一旦發生“死豬事件”，有限的“處理補貼”又顯然于事無補。正是有鑒于此，才有了將病死豬販賣的地下鏈條，才有了倉皇棄之于河的鬧劇。
由黃浦江面的浮豬可以見到的，乃是弱勢養殖者，在無力對抗命運后，而產生的道德畸變與人格失范。這的確是悲哀的一幕，不僅因為公序良俗在鄉土世界里的消亡，更是因為文明社會不曾給予那些農戶應有的引導、援助與約束……說到底，重建養豬業的聲名，總歸離不開兩條路：其一，引導行業的整合、集聚，以真正意義上的“規模化養殖”，消解零散養殖的風險;其二，實現公共管理的充分對接，以求對小養殖戶也產生足夠規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