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通報，截至4月21日16時，中國共報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102例，死亡20人，康復12人，其余70人正在各定點醫療單位接受救治。同時，中國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馮子健明確表示，H7N9感染人疾病譜尚不清晰，但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接觸活禽是感染這種新病毒的危險因素。攜帶病毒的家禽及其排泄物、分泌物，可能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傳染來源。
與此發生的連鎖反應便是，全國各地相繼啟動防控應急預案，活禽成為最主要的監控對象，紛紛叫停活禽交易：4月3日起，貴州開始在農貿市場等高污染場所采集活禽環境標本；4月6日上海在全市范圍內暫停活禽交易。而北京市早在7年前便關閉所有活禽交易市場。
不過，另外一個現象同樣值得關注，繼H7N9疫情較集中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之后，北京市也出臺了《關于促進本市家禽產業穩定發展意見的通知》，除決定對北京防控H7N9禽流感中受到影響的家禽產業給予財政補貼外，還出臺了四項扶持政策，旨在保障家禽產品市場有效供應和價格穩定，保護養殖場經營者的利益。
一邊是活禽交易市場的種種查禁政策，一邊是對家禽養殖產業采取救助政策，還有民間對于活禽宰殺的禁與不禁的種種爭論。中國活禽市場的存與廢似乎走了一個岔路口。
攤主：沒聽說不讓我們賣
在北京市豐臺區嘉園路的一家農貿市場，記者注意到，這里的活禽攤點和其他攤位緊密相連，緊挨著就是水產和蔬菜攤點，每天有數百人來買菜。“以前這里天天都賣活雞鴨，有時候還有鴿子、鵪鶉。”一位蔬菜攤主說，這次檢出禽流感病毒，才知道活禽攤點隱藏著風險。
曾經宰殺活雞活鴨的攤販生意冷清，攤主告訴記者：“最近根本沒什么人來買雞，原來一天十幾只地賣，現在是一天一只雞地賣，鄰近攤位都嫌棄我了，買菜的人好像也繞著我的攤位走。”
據這位攤主介紹，最近市場的監管比較嚴格，進貨渠道、檢疫情況等都得登記備案。不過，很多攤主手里都有囤貨，考慮到疫情的影響，都不愿意再進。
“北京不是禁止活禽交易了嗎？你們還就一直這么賣，沒人管你們嗎？”記者問道。
面對記者的問題，攤主顯得有些詫異，說了一句“沒聽說過不讓我們賣，問那么多干什么”，便不再作聲。
在已經禁止活禽交易7年之久的北京，進行活禽交易的攤主為何從未聽說過“不讓賣”的聲音？答案似乎可以從以下的官方聲音中獲得：
北京市確診的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女童姚某的父母從事活禽販賣工作，北京市疾控主動篩查出的首例無癥狀H7N9病毒攜帶男童竹某的父母從事禽魚販賣工作，女童父母的活禽店在順義區古城村中心街，男童父母的則是在朝陽區奶東村。面對“北京的活禽交易查禁工作是否存在漏洞”的問題，北京市重大動植物疫情應急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姚杰章向媒體闡釋，上述兩家從事的活禽販賣均屬于“散賣”，“事實上，順義和朝陽區奶東村那兩個從事活禽販賣的都不能認定為活禽交易點，我們給它定論為小私屠濫宰點，朝陽區那家商戶本來是賣魚的，如果有人需要活雞給他打電話，他再從別的地方預訂過來，但他們沒有檢疫證，不符合北京市禽類定點屠宰要求，也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
“這么多年北京一直在堅持關閉活禽交易市場，北京所有大市場都不存在活禽交易市場。”姚杰章同時坦承，在城鄉接合部的流動攤點在管理上的確有困難。
禁與放：消費需求是關鍵
查閱相關資料，記者大致梳理出了北京市禁止活禽交易的時間脈絡：
2003年底2004年初東南亞爆發禽流感，當時北京暫時關停了所有的活禽交易市場。而禽流感過后，對活禽市場的管控曾有所松動；
2004年3月24日，北京市下發的《關于本市防治重大動物疫病的下一步工作意見》提及，鑒于全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趨于平穩，在本市恢復活禽交易，但交易場所必須相對獨立，便于消毒；嚴禁活禽現場宰殺；
2005年11月，受新一波禽流感疫情影響，北京市政府再次宣布全市暫停活禽交易活動。疫情過后，活禽市場是否解禁，則一直沒有明確。關停事實上持續至今，已有7年之久。
2006年6月16日，北京市農業局發出通知，稱北京活禽交易可以有條件恢復。并規定凡從事活禽(包括鳥類)經營活動的市場以及攤位，必須由所在地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實施動物防疫條件審核，取得《動物防疫合格證》后，方可從事活禽交易。
2006年11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89號文，要求“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場銷售和宰殺，推行‘禽類定點屠宰、白條禽上市’制度”。
自此，北京市場上并沒有攤位通過審核，理論上說活禽交易事實上并未恢復。
和北京一樣，早在2004年，上海也曾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停止過活禽交易。但疫情之后，上海又逐步放開活禽交易市場，并規定活雞必須定點銷售。據上海市農委主任孫雷的解釋，當時之所以恢復活禽交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顧市民的消費習慣”。
今年4月8日，在上海市農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對于上海是否會以此為契機，永久停止活禽交易的問題，孫雷表示，會充分征求市民的意見。這個話題立即引起了爭議。在某報紙官方微博發起的投票調查中，對于“你是否贊成上海永久停止活禽交易？”一問，贊成563票，占28.7%，反對595票，占到30.4%，差別不大。
無獨有偶。臨近上海的杭州，十年前也曾考慮過“禁活禽”，在市區推行家禽定點宰殺，但遭到養殖戶、經營戶、消費者的強烈反對，方案無疾而終。在杭州五星級農貿市場推行的試點，也在運營一段時間后，生意蕭條，在消費者對現殺現賣活禽的需求下，一年后恢復了活禽交易。
在記者的采訪中，不少民眾向記者反映，若沒有禽流感，自己對于活禽更有“好感”。
“活雞一眼就能看出來身體好不好，但宰殺好的雞，之前是死是活，過程是否安全、干凈都沒法自己監控，讓人很不安心。”在嘉園路的這家農貿市場，曾經是活雞的老買主的張大媽這樣對記者說。
“和生豬屠宰需要專業技術不同，家禽宰殺簡單容易，殺雞一般成年人都會，很難實施監管。”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畜牧局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所以，現在雖然禁止了活禽交易，但只要消費者的這類需求仍存，那么一個必然的后果就是，出現大量的地下活禽交易。
專家：改變習慣才是治本
“迄今為止，在一些邊遠地區(尤其是山區)，經濟較為落后的地方以及經濟發達城市的某個死角，活禽經營市場處于無人過問或幾乎無人監管的狀態，從四面八方運來的活禽集中在集貿市場出售，交易的人群隨意挑選購買，用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隨意運走。”在地方動物監督所工作的鐘敏菱說，據他了解，在某大城市郊區公路邊的一開闊地上，每天下午18時開始，陸續有小販開著小貨車摩托車或騎著自行車，載著各類活禽在此集中交易，購買者也準時到位，兩三個小時的交易時間過去后，空地上隨處可見雞鴨糞便，雞鴨毛到處飛揚卻無人管，路過這里的行人大多掩鼻而行。
在鐘敏菱看來，目前我國活禽市場存在防疫設施不健全、檢疫手段落后、缺乏管理體系等問題。“活禽經營場所、宰殺場所以及活禽籠具、宰殺器具等清洗消毒工作不能定期進行，運載活禽的工具也沒有清洗消毒就進出場了，特別是在城市和鄉鎮的農貿市場，這樣不利于疫病的防疫和控制，甚至可能造成疫病的傳播。”鐘敏菱說，此外，在城市和鄉鎮的農貿市場沒有無害化處理設施，對于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禽類不能進行無害化處理，而是隨便拋棄，甚至有經營戶將之出售的違法行為發生。
“從流行病學角度上講，禁止活禽交易有利于疾病預防，尤其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人口密度相當高的大城市。”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姜慶五說，盡管目前對于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感染途徑尚不明晰，但多數專家都認為活禽市場是最大的潛在危險。
他認為，活禽交易的污水處理、活禽運輸、宰殺環境密封等方面都需要格外注意，無論從監管還是成本上來說，投入不會小，“因此，僅從成本角度考慮，禁止活禽交易，把風險降到最低，也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鐘敏菱則建議說，現階段應嚴格活禽經營市場開辦條件，規范活禽經營行為。并加強活禽經營市場衛生管理，實行定期休市制度，“規范市場活禽宰殺行為，逐步推行活禽定點屠宰制度。各級部門要嚴格規范現有活禽經營市場的活禽宰殺行為。市場開辦單位要建立健全活禽宰殺管理制度，配備與宰殺規模相適應的消毒、通風和無害化處理等設施、設備、活禽宰殺區域布局、設施等條件要符合動物防疫衛生等相關要求，實行活禽宰殺、銷售分離制度：即宰殺區域與銷售區域必須相隔一段距離，且須用阻隔物加以隔離；從事活禽宰殺的人員要符合衛生部門的要求，取得健康證明并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活禽銷售人員和宰殺人員要佩戴明顯的區分標志，不得相互交叉”。
“同時，積極倡導食用冰鮮禽肉，引導消費者轉變宰殺活禽的消費習慣，樹立更加健康科學文明的消費觀念。”鐘敏菱說。
與此發生的連鎖反應便是，全國各地相繼啟動防控應急預案，活禽成為最主要的監控對象，紛紛叫停活禽交易：4月3日起，貴州開始在農貿市場等高污染場所采集活禽環境標本；4月6日上海在全市范圍內暫停活禽交易。而北京市早在7年前便關閉所有活禽交易市場。
不過，另外一個現象同樣值得關注，繼H7N9疫情較集中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之后，北京市也出臺了《關于促進本市家禽產業穩定發展意見的通知》，除決定對北京防控H7N9禽流感中受到影響的家禽產業給予財政補貼外，還出臺了四項扶持政策，旨在保障家禽產品市場有效供應和價格穩定，保護養殖場經營者的利益。
一邊是活禽交易市場的種種查禁政策，一邊是對家禽養殖產業采取救助政策，還有民間對于活禽宰殺的禁與不禁的種種爭論。中國活禽市場的存與廢似乎走了一個岔路口。
攤主：沒聽說不讓我們賣
在北京市豐臺區嘉園路的一家農貿市場，記者注意到，這里的活禽攤點和其他攤位緊密相連，緊挨著就是水產和蔬菜攤點，每天有數百人來買菜。“以前這里天天都賣活雞鴨，有時候還有鴿子、鵪鶉。”一位蔬菜攤主說，這次檢出禽流感病毒，才知道活禽攤點隱藏著風險。
曾經宰殺活雞活鴨的攤販生意冷清，攤主告訴記者：“最近根本沒什么人來買雞，原來一天十幾只地賣，現在是一天一只雞地賣，鄰近攤位都嫌棄我了，買菜的人好像也繞著我的攤位走。”
據這位攤主介紹，最近市場的監管比較嚴格，進貨渠道、檢疫情況等都得登記備案。不過，很多攤主手里都有囤貨，考慮到疫情的影響，都不愿意再進。
“北京不是禁止活禽交易了嗎？你們還就一直這么賣，沒人管你們嗎？”記者問道。
面對記者的問題，攤主顯得有些詫異，說了一句“沒聽說過不讓我們賣，問那么多干什么”，便不再作聲。
在已經禁止活禽交易7年之久的北京，進行活禽交易的攤主為何從未聽說過“不讓賣”的聲音？答案似乎可以從以下的官方聲音中獲得：
北京市確診的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女童姚某的父母從事活禽販賣工作，北京市疾控主動篩查出的首例無癥狀H7N9病毒攜帶男童竹某的父母從事禽魚販賣工作，女童父母的活禽店在順義區古城村中心街，男童父母的則是在朝陽區奶東村。面對“北京的活禽交易查禁工作是否存在漏洞”的問題，北京市重大動植物疫情應急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姚杰章向媒體闡釋，上述兩家從事的活禽販賣均屬于“散賣”，“事實上，順義和朝陽區奶東村那兩個從事活禽販賣的都不能認定為活禽交易點，我們給它定論為小私屠濫宰點，朝陽區那家商戶本來是賣魚的，如果有人需要活雞給他打電話，他再從別的地方預訂過來，但他們沒有檢疫證，不符合北京市禽類定點屠宰要求，也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
“這么多年北京一直在堅持關閉活禽交易市場，北京所有大市場都不存在活禽交易市場。”姚杰章同時坦承，在城鄉接合部的流動攤點在管理上的確有困難。
禁與放：消費需求是關鍵
查閱相關資料，記者大致梳理出了北京市禁止活禽交易的時間脈絡：
2003年底2004年初東南亞爆發禽流感，當時北京暫時關停了所有的活禽交易市場。而禽流感過后，對活禽市場的管控曾有所松動；
2004年3月24日，北京市下發的《關于本市防治重大動物疫病的下一步工作意見》提及，鑒于全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趨于平穩，在本市恢復活禽交易，但交易場所必須相對獨立，便于消毒；嚴禁活禽現場宰殺；
2005年11月，受新一波禽流感疫情影響，北京市政府再次宣布全市暫停活禽交易活動。疫情過后，活禽市場是否解禁，則一直沒有明確。關停事實上持續至今，已有7年之久。
2006年6月16日，北京市農業局發出通知，稱北京活禽交易可以有條件恢復。并規定凡從事活禽(包括鳥類)經營活動的市場以及攤位，必須由所在地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實施動物防疫條件審核，取得《動物防疫合格證》后，方可從事活禽交易。
2006年11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89號文，要求“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場銷售和宰殺，推行‘禽類定點屠宰、白條禽上市’制度”。
自此，北京市場上并沒有攤位通過審核，理論上說活禽交易事實上并未恢復。
和北京一樣，早在2004年，上海也曾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停止過活禽交易。但疫情之后，上海又逐步放開活禽交易市場，并規定活雞必須定點銷售。據上海市農委主任孫雷的解釋，當時之所以恢復活禽交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顧市民的消費習慣”。
今年4月8日，在上海市農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對于上海是否會以此為契機，永久停止活禽交易的問題，孫雷表示，會充分征求市民的意見。這個話題立即引起了爭議。在某報紙官方微博發起的投票調查中，對于“你是否贊成上海永久停止活禽交易？”一問，贊成563票，占28.7%，反對595票，占到30.4%，差別不大。
無獨有偶。臨近上海的杭州，十年前也曾考慮過“禁活禽”，在市區推行家禽定點宰殺，但遭到養殖戶、經營戶、消費者的強烈反對，方案無疾而終。在杭州五星級農貿市場推行的試點，也在運營一段時間后，生意蕭條，在消費者對現殺現賣活禽的需求下，一年后恢復了活禽交易。
在記者的采訪中，不少民眾向記者反映，若沒有禽流感，自己對于活禽更有“好感”。
“活雞一眼就能看出來身體好不好，但宰殺好的雞，之前是死是活，過程是否安全、干凈都沒法自己監控，讓人很不安心。”在嘉園路的這家農貿市場，曾經是活雞的老買主的張大媽這樣對記者說。
“和生豬屠宰需要專業技術不同，家禽宰殺簡單容易，殺雞一般成年人都會，很難實施監管。”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畜牧局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所以，現在雖然禁止了活禽交易，但只要消費者的這類需求仍存，那么一個必然的后果就是，出現大量的地下活禽交易。
專家：改變習慣才是治本
“迄今為止，在一些邊遠地區(尤其是山區)，經濟較為落后的地方以及經濟發達城市的某個死角，活禽經營市場處于無人過問或幾乎無人監管的狀態，從四面八方運來的活禽集中在集貿市場出售，交易的人群隨意挑選購買，用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隨意運走。”在地方動物監督所工作的鐘敏菱說，據他了解，在某大城市郊區公路邊的一開闊地上，每天下午18時開始，陸續有小販開著小貨車摩托車或騎著自行車，載著各類活禽在此集中交易，購買者也準時到位，兩三個小時的交易時間過去后，空地上隨處可見雞鴨糞便，雞鴨毛到處飛揚卻無人管，路過這里的行人大多掩鼻而行。
在鐘敏菱看來，目前我國活禽市場存在防疫設施不健全、檢疫手段落后、缺乏管理體系等問題。“活禽經營場所、宰殺場所以及活禽籠具、宰殺器具等清洗消毒工作不能定期進行，運載活禽的工具也沒有清洗消毒就進出場了，特別是在城市和鄉鎮的農貿市場，這樣不利于疫病的防疫和控制，甚至可能造成疫病的傳播。”鐘敏菱說，此外，在城市和鄉鎮的農貿市場沒有無害化處理設施，對于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禽類不能進行無害化處理，而是隨便拋棄，甚至有經營戶將之出售的違法行為發生。
“從流行病學角度上講，禁止活禽交易有利于疾病預防，尤其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人口密度相當高的大城市。”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姜慶五說，盡管目前對于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感染途徑尚不明晰，但多數專家都認為活禽市場是最大的潛在危險。
他認為，活禽交易的污水處理、活禽運輸、宰殺環境密封等方面都需要格外注意，無論從監管還是成本上來說，投入不會小，“因此，僅從成本角度考慮，禁止活禽交易，把風險降到最低，也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鐘敏菱則建議說，現階段應嚴格活禽經營市場開辦條件，規范活禽經營行為。并加強活禽經營市場衛生管理，實行定期休市制度，“規范市場活禽宰殺行為，逐步推行活禽定點屠宰制度。各級部門要嚴格規范現有活禽經營市場的活禽宰殺行為。市場開辦單位要建立健全活禽宰殺管理制度，配備與宰殺規模相適應的消毒、通風和無害化處理等設施、設備、活禽宰殺區域布局、設施等條件要符合動物防疫衛生等相關要求，實行活禽宰殺、銷售分離制度：即宰殺區域與銷售區域必須相隔一段距離，且須用阻隔物加以隔離；從事活禽宰殺的人員要符合衛生部門的要求，取得健康證明并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活禽銷售人員和宰殺人員要佩戴明顯的區分標志，不得相互交叉”。
“同時，積極倡導食用冰鮮禽肉，引導消費者轉變宰殺活禽的消費習慣，樹立更加健康科學文明的消費觀念。”鐘敏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