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孫中華在出席“2013第二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時表示，我國農業的發展已經進入了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階段。孫中華指出，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呈現出了明顯的階段性變化，這個階段性的變化可以概括為農業生產綜合成本上升，農產品供求結構性矛盾突出，農村社會結構可變動，城鄉發展加快融合四個特點。“但是農業經營體系的專業化、職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程度還很不夠，與農業、農村發展的階段性變化還不適應，”孫中華說。孫中華對如何加快構建新型的農業經營體系提出了五點建議。第一，加快培養型職業農民。沒有農民的職業化就沒有農業的現代化，要研究制訂職業農民的標準，所從事的農業行業領域、農業勞動時間、生產經營規模、素質能力等方面進行探索性的確定，并作為政府培養和扶持的依據。還要吸引和支持高素質的人才務農創業，包括吸引大學生到農村、到農業領域來創業。第二，大力發展家庭農場。家庭農場是伴隨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業生產分工分業，不斷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既發揮了農業家庭經營的獨特優勢，又克服了傳統小農的不足，是實現農業集約化、專業化、規模化的有效載體。要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建立家庭農場注冊登記制度，加大扶持力度，新增的農業補貼重點向家庭農場傾斜，對達到一定規模的家庭農場給予獎勵、給予補助，鼓勵和支持農村的土地向家庭農場流轉，還要加強對家庭農場的指導和服務，提高他的經營管理水平和市場的競爭能力。第三，加快發展農民合作社。農民合作社是引導農民進入市場提升農業組織化、社會化程度的現代農業經營組織，要堅持發展與規范并重，引導扶持合作社做大做強，提升規范化的水平，不斷增強其自身的實力，帶動農戶的能力和發展的活力，要加大扶持力度，鼓勵農民興辦多元化、多類型的合作社，國家的涉農項目優先安排由合作社來承擔，要建立示范社的評定機制，分級發布示范社的名錄，把示范社作為扶持的重點，要建立農民合作社的人才庫和培訓基地，著力打造合作社的領軍人才隊伍和輔導員的隊伍。第四，要做大做強農業企業，叫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要進一步完善扶持政策，促進龍頭企業做大做強，支持龍頭企業通過兼并、重組、收購、控股等方式組建大型的企業集團。要鼓勵和引導城鄉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但是對于租賃農民的承包地要建立嚴格的準入和監管制度。最后一點是加快培育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發達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是現代農業的重要標志，要堅持主體多元化、服務專業化、運行市場化的方向，充分發揮公共服務機構的引領作用，大力培育經營型的服務組織，不斷創新服務方式和手段，加快構建公益型服務與經營型服務相結合，專項服務與綜合性服務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要市場配置土地首先須土地確權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主辦的“清華三農講壇”上作了題為“城鄉中國：變革與約束”的演講。他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建設用地面積擴大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建議，為改變城鄉產權不對等癥狀、為市場配置土地資源奠定基礎，要進行土地確權等深層次改革。周其仁從經濟學角度，結合自身農村調查實踐經驗，解讀了人口、資源等要素向城市集聚的全球趨勢和動力，城市化與經濟自由的關系，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化，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土地確權深層改革等問題。他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資源等要素的流動呈加快之勢，未來幾十年還會繼續流動。放眼全球，向城市集聚是全球趨勢“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擋。盡管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問題突出，但人們還是不斷地向城市流動，其原因在于，高密度的聚集創造更多的收入機會，人口聚集和經濟聚集是城市化的動力。他認為，城鄉收入差距變化導致城市化進程變化。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經歷了縮小到進一步拉大，至現在略有收縮三個階段。這些變化由兩方面力量起作用，一方面政府通過稅收、財政等措施轉移支付，另一方面市場不斷地把勞動力從收入低的行業和地區吸引到收入高的行業和地區，釋放結構生產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主要問題時，他指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擴大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斷向外蔓延，鄉村建設面積也不斷擴大，擠壓有限的耕地面積。他建議，為改變城鄉產權不對等癥狀、為市場配置土地資源奠定基礎，要進行土地確權等深層次改革。周其仁總結到，要釋放結構生產力，以城鄉統籌推進城市化改革征地制度；打破城鄉二元土地體制，發揮市場在土地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逐步縮小征地范圍，推進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的風險控制。同時，他還鼓勵大家關注城市高密度管理，應對城市化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