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之痛地處閩北偏遠山區的圣農發展（002299）從事白羽雞養殖已有30余年的歷史，在業內以質優價高聞名。在公司董秘陳劍華看來，從“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再到“藥殘雞”，國內食品行業近年出現的一系列質量問題均與養殖行業的集約程度過低有關。肉雞行業算是國內規模化比重和加工水平最高的養殖行業，目前業內普遍采取“公司+農戶”生產模式，此模式也是歐美等國通行的主要生產模式。但在陳劍華看來，國外的農戶與中國的農戶并沒有可比性。“國外的農戶叫farmer（農場主），一個小農場主就可以養十幾萬只雞，而且都是現代化管理，如果出現質量問題會受重罰。而國內的農戶一般只能養幾百上千只雞，規模、技術有限，出現了問題也難以問責。”他說，國外的農場主簡單地講就相當于一個小圣農。陳劍華認為，這種現狀有其客觀原因。改革開放初期，國內農民普遍缺乏資本金、養殖技術，這種背景下“公司+農戶”模式通過預先輸出飼料、雞苗、提供技術，很好地解決了這些難題，促進了農村人口就業，提高了他們的收入。而對企業來說，“公司+農戶”模式投入少見效快，短時間內即可做大規模，因此國內大多數地區與企業也正是采取這種“先大后強”的發展方式。綜觀當前國內十大肉雞生產公司，圣農發展算是其中的另類，其自90年代初即采取自養自宰的“一體化”模式至今，而另外9家均采取“公司+農戶”模式。但隨著經濟發展，特別是近年來歷次食品安全事故均源于“農戶”端的管控缺失，并引發全民拷問后，“公司+農戶”能走多遠正引發業界越來越多地思考。在北京燕北華牧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祁春清看來，采用“公司+農戶”模式，“農戶”端數量龐大，位置分散，公司對農戶方面飼養環境、飼料好壞、疾病防控方面的管控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認為“公司+農戶”的模式的結果是：當農戶有錢賺的時候，積極性就高。當行情不好，沒有錢賺的時候，農戶往往就放手不管了。如此一來，當企業的供應量滿足不了下家需求的時候，還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嗎？對此，圣農發展董事長傅光明深有體會。他對記者笑談，圣農發展也從事過“公司+農戶”模式，但只堅持了一年就發現沒法干。“早年讓農戶幫你養雞，往往卻是家里有親戚朋友來就把雞宰了吃了，到交貨的時候不用說質量，有時連數量上都無法控制。”傅光明說。升級之難包括祁春清在內的一些業內人士看來，要確保食品安全，中國的肉雞養殖模式一定要走“一體化”為主的發展道路。6月1日，農業部副部長高鴻賓在出席第四屆中國奶業大會時也明確表示應把加快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推進產業一體化發展作為行業發展的重點。但這顯然并不容易。中國畜牧業協會副秘書長宮桂芬表示：“一體化模式是很好，但根據國情來說，不管多好，沒有可行的條件，也不現實”。
從圣農發展的發展歷程來看，一體化模式受制的因素同樣很多。首先是土地征用問題。規模化養殖需要大量土地，由于福建光澤縣地勢偏遠，經濟發展歷來以農業為主，因此當地政府及村民對即無污染又能增加就業、提高收入的“圈地”養殖非常支持。目前圣農發展在光澤境內年飼養規模為2.5億羽，飼養場多達200多個，分散在縣內各個村莊，容量已趨于飽和。但若要向經濟發達地區拓展，以養殖業目前的回報率及現行土地政策，這種發展方式難以復制。其次是資金問題，規模化養殖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圣農2.5億羽飼養規模對應的投資金額高達65億元，對大多數養殖企業來說這顯然是個天文數字。以圣農發展看來，必須是真正要管好食品安全的企業才能有魄力去做這種大規模的投資。此外還有招工問題，一體化養殖既消耗大量資金也需要大量勞動力，同時地理位置也相對偏僻。隨著經濟的進步，如何吸引年輕人從事這一行業將是另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圣農食品總經理周紅說：“國外養殖企業的員工都是開車上班的，未來我們的員工會不會也有這種要求呢？我們如何滿足他們日益提高的待遇要求？”目前國內養殖業正面臨一種尷尬的現狀：要想真正打消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顧慮，只有通過一體化模式全程把控產業鏈，從原料、飼料、養殖、屠宰以及深加工各個環節進行整體控制，但土地和資金等當面的因素卻嚴重束縛了一體化模式的發展。以圣農發展為例，這是目前國內唯一的一家一體化禽肉養殖類上市企業，如果沒有成功上市，其一體化養殖以及目前打造的全產業鏈也許只是空談。自2010年底上市以來，不到3年時間內圣農共實施了一次定向增發，發行了一次公司債和四次短融券，累計融資額高達46億元。傅光明說，投入如此巨大的資金進行一體化養殖“其實也是一步步被逼出來的”。這種尷尬的現狀凸顯了政府之責。業內人士認為，養殖產業由分散走向集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經過30年的發展后，國內養殖業正處于升級的關鍵時期，各種矛盾和問題凸顯，對此政府部門一方面要出臺嚴刑峻法，食品安全問題無論涉及誰都要嚴厲打擊；二是要明確監管職能，避免職責不清、權限不明的“九龍治水”局面；三是更要為一體化養殖在融資渠道、土地審批、環境保護等方面提供強有力的配套政策等。目前，受制于投資成本，一體化模式生產出來的食品其售價必然要高于市場平均價，如果整個社會沒有培育起一個適合養殖業標準化、規模化生產的土壤，那么僅憑生產企業的“良心”可謂獨木難支，誰又能保證下一次食品問題不再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