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病專業網分享：幼陵對中國畜禽養殖基本狀況的概括。在中國，養豬超過50頭，就被歸為“規模化養殖”了。2001年，這樣的豬場出欄量占中國總量30%。

2012年占到了70%——十年間，規模化程度迅速提高。即便如此，50頭以下的養殖戶還是占養殖戶總數的95%。中國70%的豬肉，由5%養殖者提供。于是，擁有豪華防疫條件的先進養豬場，和“公司加農戶”的簽約收購模式，以及分散、凌亂、良莠不齊的私人養殖，在今天的中國同時并存，帶來的最大問題是環境污染、疫病難以控制、中國肉類品牌的信譽下降。預計10年之后，中國豬的商品化率將達到90%以上。從現在情況來看，“千家萬戶”的養殖形態還將存在相當長的時間。

中國養殖業的高防疫成本目前，中國蛋雞、肉雞、生豬的祖代以上品種基本都是從國外引進。“國際分工是好事情，麻煩的是隨著規模化養殖，畜種越來越嬌氣。”本來一兩年才出欄的豬，現在四、五個月就要出欄了，密度非常大，一旦防疫條件跟不上，死亡率就特別高。在歐洲，飼養無特定病原(SPF)的種豬，并使其在無菌條件下剖腹產繁殖，消毒措施控制嚴格，能夠基本控制病源。在歐洲75%的種豬和50%的豬肉來自于sPF豬。另外，一旦發現疫病，馬上啟動應急措施，很快撲殺。

1991年，荷蘭因為豬瘟殺掉了1 100萬頭豬，幾乎把當年的存欄量給殺光了，損失慘重，但是降低了免疫環節的成本。相比之下，中國養殖業的防疫成本越來越大，令人頭疼。中國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北京建了一個SPF豬場，但因價格較貴，未能得到推廣。在今天的中國，種豬就很難杜絕病源。不但無法垂直凈化(通過一代代的種源優化盡可能杜絕病源)，而且很多小豬剛出生就有病原潛伏。中國人喜食生鮮、不吃凍肉的習慣，也一直在加劇疫病的水平傳播。香港提出取消活雞交易這一立法目標時，反對者舉行游行示威。幾經反復，終于實現了肉雞的市場宰殺。買主挑好了雞，在市場完成宰殺，拿回家去，而不是買主拿回家自行宰殺。

在中國內地，城市和建制鎮基本做到了定點屠宰，但是農村距離這一目標還遠。一個肉牛市場，70萬頭牛的交易規模，在中國內地絲毫不罕見。疫病隨著活牛的運輸，從天南海北匯集到一起。2005年，賈幼陵在遼寧黑山縣的親身經歷，就是中國這種分散養殖、水平傳播、高成本防疫的典型寫照。當時，一個縣內出現了3公里范圍的疫情，馬上開始撲殺，還沒殺完，周邊又出現新的疫情，再劃一個更大的圈。就這樣一個圈一個圈，最后把一個縣劃進去了。

4000武警殺了2000萬只雞。最后還是疫苗生產供應上了，才控制住局面。嚴重依賴疫苗，而疫苗的質量又差，病毒變異很快，疫情越來越復雜，再打越來越多的疫苗，形成惡性循環。賈幼陵說：“中國養殖的消費方式、生產方式都不利于疫病防治，加上千家萬戶、小規模、疫情報告不及時，中國養殖業為防疫付出的成本很大。”最難的疫病極少的獸醫“如果規模過度集中，又沒有規范化，生物安全性就更差，死亡率更高。”賈幼陵說。

今天，中國養著全世界一半的豬(每年出欄7億頭)、全世界44%的蛋瑪、30%的家禽、70%的水禽，各種疫病集中。中國由此成為全世界畜禽疫病最復雜的地區之一，而其執業獸醫隊伍，卻離現實需要相距甚遠。執業獸醫和律師、會計師、牙醫是全世界四大高薪自由職業之一。

但在中國，獸醫幾乎稱不上是一個職業。在一般國家，獸醫隊伍中人數最多的是職業獸醫，其他是教學、科研人員，還有少量官方獸醫。而中國正好相反——執業獸醫只有4萬多人，官方獸醫隊伍有40萬人，他們的工作是檢疫、監督重大動物疫情、組織防疫。這與歐洲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歐洲沒有產地檢疫，一個職業獸醫聯系很多養殖戶，為其出具健康證明。養殖準人條件里要求必須聘請職業獸醫。而在中國農村，祖輩相傳的中獸醫，慢慢沿革成為鄉村獸醫站。在后來的鄉鎮機構改革中，裁撤基層機構。很多鄉獸醫站被撤消。直到2004年爆發禽流感，中國才成立獸醫局，重建鄉一級的動物衛生防疫監督系統。鄉站與每個村的防疫員聯系，中央財政為每個防疫員每年補貼1 000元，地方財政補貼更多。

防疫員的主要工作，是在村里打針、統計、防疫。隨著規模化養殖中的防疫功能大過治病需求，傳統獸醫消亡，新的執業獸醫跟不上，形成斷檔，動物疫病防治越來越依靠政府，依靠出欄產地檢疫、屠宰檢疫的一套制度。“千家萬戶”的養殖，最需要在鄉村直接提供服務的執業獸醫，可是養殖戶缺乏聯合，在經濟上抗風險能力低，更沒有形成花錢聘請獸醫服務的習慣，加之獸醫水平不高，養殖戶覺得自己跟獸醫也差不多。中國養殖的疫病情況復雜，但獸醫體系差距太大，這也增加了其安全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