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價一漲再漲 但養殖戶屠宰商加工商銷售商誰都沒掙錢
核心提示
●面對豬肉價格的直線上升，各地政府束手無策———為城市低收入人群發放補貼，顯然只是杯水車薪；而出臺零利潤銷售政策，也難以長久地支撐市場，其結果多半是無疾而終……豬肉產業鏈的利潤傳導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在豬肉供需緊張矛盾短期難以緩解的全國大背景下，如果有一個相對穩定、從養殖到流通環節都能預知的生豬出欄價格，養殖戶的利益就有了保障，市場供應就不會大起大落，豬肉的市場售價就將得以平衡———此時此刻，生豬期貨的推出，突然成了政府與市場的共同呼喚。
●2007年8月，大連商品交易所草擬出臺了全國首個“生豬期貨合約初本”。并將其下發至包括成都倍特期貨經紀有限公司在內的國內眾多相關機構和部門，聽取意見，并進行最后的調研。大連商品交易所信息部部長王偉云日前向媒體放話稱，“生豬期貨品種的基本框架已定。”
一頭200斤的生豬，中間商搗手就能賺100元。記者 張秀良 攝
8月26日，清晨5點。
天剛蒙蒙亮，榮昌縣昌元鎮養豬專業戶劉志國便起床直奔養豬場。這陣子，他比往常任何時候都要緊張，生怕出半點疏漏，非得親眼看到養的豬安好才算放心。
當天，在重慶主城區各大農貿市場，豬肉賣到了15元/斤。這是從今年6月份開始的歷史性暴漲，在去年這個時候，豬肉的價格才7元/斤。
盡管豬肉市場行情一片大好，但劉志國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他每天都在牽掛著豬的健康，焦慮地盤算著怎樣才能守住利潤底線：要是死亡率達到10%，他這一年又是白忙活了……
賺得少賠得多的買賣
今年2月，劉志國連續接到了兩張來自江西的訂單。第一批豬順利運抵出手，哪知第二批豬卻遇到了麻煩。經檢疫發現，70%的豬都感染上了藍耳病，凈虧7萬元。這場可通過空氣傳染、死亡率超過80%的豬瘟，去年就在部分省市暴發，那時雖未殃及重慶，但他已經從中嗅出了漲價的苗頭。
根據劉志國二十多年來的養殖經驗，肉價基本上3年完成一個波動周期，除了短短7到8個月略有盈余外，其余時間均不賺反虧，養得越多則虧得越多。眼下肉市行情走旺，但劉志國并不敢急于增加豬的存欄數量，在他本可容納1200頭豬的養豬場里，只養了600來頭。
劉志國向信報記者算了一筆賬：買一頭50斤重的仔豬得花400元，它每個月要消耗將近100元的飼料，半年下來就是600元。此外，加上養豬場雇的6個工人，以及養豬場的租金、水、電等費用，養一頭豬成本高達1100元左右。
待半年后，這頭豬長到200斤左右，生豬出欄價仍為目前的6.5元的話，賣一頭只能凈賺200元———前提是，死亡率必須控制在3%以內。一旦死亡率達到10%，則剛好逼近盈虧平衡點。如果生豬價格下滑，也意味著虧損。
去年的情況正是如此：天氣大旱，飼料價格猛漲，生豬市場疲軟，農戶每養一頭豬平均虧損700元，導致生豬存欄量大幅減少。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又讓全市的豬源少了將近80%……
劉志國估計，要是今年年底生豬價格降到5元/斤，又會陷入價格的惡性循環：養殖戶又將大面積虧損，屆時養豬的人更少，豬源會再次緊張，“明年的豬肉價格將會更貴。”
利潤在哪里消失了？
既然劉志國等養殖戶沒有在這場豬肉漲價中獲利，那么在一頭生豬變成市場上出售的豬肉，其間經過的生豬收購中間商、屠宰場及豬肉零售商各個經營環節中，到底誰拿走了利潤？
1998年，國務院頒布《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對生豬實行定點宰殺、定點銷售。榮昌縣昌元鎮財貿辦主任毛世剛透露，一頭生豬在進屠宰場宰殺前，須繳納的稅費共計59.6元。其中包括稅款10.2元、工商管理費10.5元、檢驗檢疫費8.5元等款項。此外一頭豬從養殖戶輸出，大約還有15元左右的運費，通常都由收購生豬的中間商承擔。
在豬源緊俏時，還有幫忙聯系養殖戶的豬經紀人，一頭豬收取10到20元不等的信息費。
生豬經這些中間商運到屠宰場，屠宰場和中間商之間通常是一種代理關系，屠宰場稱中間商為業主。業主委托屠宰場進行屠宰，并支付不超過20元的屠宰費。
屠宰之后，業主再將豬肉批發給零售商（業內稱其為“肉娃”）。從整個利益鏈條來看，中間商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屠宰場一位知情人士介紹，假設一頭200斤的生豬，中間商在搗手時，一斤毛豬肉賺5角，一頭豬就能賺100元。
但是，記者調查后發現，事實并非計算的那樣令人樂觀。
在重慶華牧集團位于渝北農業園區的屠宰加工廠，該集團副總經理陳天毅告訴記者，目前該廠出廠的白條肉價格在8.8元左右，并且價格每天還會隨行情波動。華牧集團是重慶市內最大的屠宰商，主城區1/3的豬肉是從這里供應出去的。
但是生意紅火的屠宰場，業主的利潤卻并不高。用陳天毅的話說是，“經常價格倒掛”。中間商根據收購價來確定豬肉的批發價，當業主買進生豬價格高于豬肉批發價格時，也就虧了錢。陳天毅介紹，目前大的中間商有時一天要虧上萬元。
虧本的生意為什么還要做？陳天毅介紹，一般供應主城的豬肉，在夏天7000頭豬就飽和，冬天則在13000頭左右。華牧的屠宰場，在夏天一般每天屠宰3000頭左右生豬，即可使所供應的市場飽和。但如果屠宰場當天的屠宰量低于這個數，則肉價就會上揚，反之亦然。
“中間商干這一行，大多吃的是關系飯，并不是誰錢多就能把生意做成。”陳天毅說，豬多的時候，如果一天殺不完，多放一天豬就要瘦一圈，無奈只好降價銷售。而且，如果零售商銷售不好，進貨減少，也會造成業主降價銷售。
對生豬期貨的期待
從整個利益鏈條看，除了介紹生豬信息的經紀人賺取的信息費是“旱澇保收”外，其余各個環節都處于朝不保夕的狀況。
陳天毅將豬肉價格上漲歸結為三個原因：一是養殖成本增高；二是瘟疫直接導致生豬存欄量急劇下滑；三是養殖戶積極性不高，導致豬源大量減少。
前兩者均直接作用于養殖戶。也就是說，在豬肉產銷環節的整個利益鏈條中，養殖戶獨自承擔著最大的風險，由此才導致其積極性不高。雖然目前肉價大漲，但是養殖戶依然叫苦不迭，抬高的肉價根本不足以彌補市場風險和養殖風險。
與國家專門建立的糧食保護機制不同，生豬買賣是沒有價格底限的，任憑隨行就市。養殖戶好不容易逢上好的肉市行情，想趁機賺錢撈回損失，政府的種種限價措施每每接踵而來。
而正是因為風險大，銀行根本不向養殖戶發放小額貸款，養殖戶因此不得不四處借錢墊資補欄。就算是增加了圈養，等到豬兒經過半年的生長周期終于長肥，市場價格卻一落千丈，已經錯過了市場的良機。雖然國家對生豬養殖有一定的補貼措施，但這對于養殖戶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
生豬養殖的風險無從規避，養殖戶無法自保，是令養殖戶劉志國最為頭疼的問題。對于“生豬期貨”的推出，他表示，如果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生豬出欄價格，那么養殖戶的利益也就有了保障。“只要擁有充裕的資金，一年產出幾萬頭豬不成問題，”
生豬期貨上市已經板上釘釘
“我國對生豬期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昨天，成都倍特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倍特期貨）重慶營業部總經理代偉在接受采訪時對信報記者介紹，早在1990年代中期，國內期貨業界就開始醞釀生豬期貨，不過由于各方面條件不成熟，生豬期貨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一直處于“紙上談兵”的狀態。
連續兩屆全國人大
都有代表提案
為了穩定生豬市場，2004年和2005年連續兩年，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湖南）唐人神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陶一山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議案，呼吁盡早推出生豬期貨，均衡供需的遠期價格，讓這一價格成為農民第二年供給科學決策的依據。
陶一山的觀點得到了中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羅孝玲的支持。羅孝玲表示：“當豬價低的時候，投機者和貿易商購入期貨，自然會將生豬價格抬高，而當豬價高的時候，這些投機者和貿易商又會將期貨拋出，生豬價格自然有所回落。如此往復，不用政府補貼，生豬的價格也會因此而減小波動幅度。”
時至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發展大宗農產品期貨市場”，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一五”規劃也將推動期貨市場的發展列入其中，以品種創新推動市場發展已成為各界共識。
但經過調查發現，期貨合約對交割的標的物有嚴格的交割標準。不同的飼料、不同的品種、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的價格，難以統一指標、統一市場。而且在地方保護主義下，區域間運輸生豬和豬肉存在行政障礙，從而影響到生豬市場的統一和流通，這必然會影響到期貨市場的價格。
生豬期貨合約完成
上市時間表排定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大連商品交易所從2001年以來，先后走訪農業部等部委和行業協會，并向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取經，先后調研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廣東等生豬主產區和主銷區，又與雙匯、雨潤、唐人神等40多家大型企業交流，為生豬期貨合約的設計奠定堅實基礎。
至2006年3月中旬，該所完成了20多萬字的品種研究報告。幾天后，中國證監會期貨部、大連商品交易所在長沙召開了生豬期貨研討會，首次對生豬期貨上市交易進行了綜合論證。當時，大商所副總經理李軍曾經表態，該所將把推動生豬期貨上市交易納入計劃。
進入2007年，面對豬肉價格的暴漲和老百姓對肉價的怨聲載道，大連商品交易所加快了生豬期貨的研究開發步伐，派出得力干將奔赴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生豬主產省和主銷省，進行了大規模的調研活動。
大連商品交易所信息部劉宇光博士透露，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后，目前生豬期貨的合約及相關規定已經初步完成，但沒有具體的上市時間表。
但據《四川日報》近日的報道，該省商務廳拿出的一份關于“生豬期貨”上市的建議文本顯示，國家有關部門已確定“生豬期貨”于明年上市。
大連商品交易所李晗虹博士對記者表示，目前我國生豬期貨上市的條件已經成熟。其原因在于：我國生豬現貨價格有較強波動性，廣大農民和相關企業保值避險需求強烈；生豬現貨規模巨大，豬肉年產量近5000萬噸，養殖與消費范圍廣泛，質量標準與檢驗檢疫法規體系健全，品級易于劃分，適合開展期貨交易；同時，國際上有關風險控制、交易、實物交割等方面的生豬期貨管理經驗，可以為我國開展生豬期貨交易提供借鑒。
核心提示
●面對豬肉價格的直線上升，各地政府束手無策———為城市低收入人群發放補貼，顯然只是杯水車薪；而出臺零利潤銷售政策，也難以長久地支撐市場，其結果多半是無疾而終……豬肉產業鏈的利潤傳導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在豬肉供需緊張矛盾短期難以緩解的全國大背景下，如果有一個相對穩定、從養殖到流通環節都能預知的生豬出欄價格，養殖戶的利益就有了保障，市場供應就不會大起大落，豬肉的市場售價就將得以平衡———此時此刻，生豬期貨的推出，突然成了政府與市場的共同呼喚。
●2007年8月，大連商品交易所草擬出臺了全國首個“生豬期貨合約初本”。并將其下發至包括成都倍特期貨經紀有限公司在內的國內眾多相關機構和部門，聽取意見，并進行最后的調研。大連商品交易所信息部部長王偉云日前向媒體放話稱，“生豬期貨品種的基本框架已定。”
一頭200斤的生豬，中間商搗手就能賺100元。記者 張秀良 攝
8月26日，清晨5點。
天剛蒙蒙亮，榮昌縣昌元鎮養豬專業戶劉志國便起床直奔養豬場。這陣子，他比往常任何時候都要緊張，生怕出半點疏漏，非得親眼看到養的豬安好才算放心。
當天，在重慶主城區各大農貿市場，豬肉賣到了15元/斤。這是從今年6月份開始的歷史性暴漲，在去年這個時候，豬肉的價格才7元/斤。
盡管豬肉市場行情一片大好，但劉志國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他每天都在牽掛著豬的健康，焦慮地盤算著怎樣才能守住利潤底線：要是死亡率達到10%，他這一年又是白忙活了……
賺得少賠得多的買賣
今年2月，劉志國連續接到了兩張來自江西的訂單。第一批豬順利運抵出手，哪知第二批豬卻遇到了麻煩。經檢疫發現，70%的豬都感染上了藍耳病，凈虧7萬元。這場可通過空氣傳染、死亡率超過80%的豬瘟，去年就在部分省市暴發，那時雖未殃及重慶，但他已經從中嗅出了漲價的苗頭。
根據劉志國二十多年來的養殖經驗，肉價基本上3年完成一個波動周期，除了短短7到8個月略有盈余外，其余時間均不賺反虧，養得越多則虧得越多。眼下肉市行情走旺，但劉志國并不敢急于增加豬的存欄數量，在他本可容納1200頭豬的養豬場里，只養了600來頭。
劉志國向信報記者算了一筆賬：買一頭50斤重的仔豬得花400元，它每個月要消耗將近100元的飼料，半年下來就是600元。此外，加上養豬場雇的6個工人，以及養豬場的租金、水、電等費用，養一頭豬成本高達1100元左右。
待半年后，這頭豬長到200斤左右，生豬出欄價仍為目前的6.5元的話，賣一頭只能凈賺200元———前提是，死亡率必須控制在3%以內。一旦死亡率達到10%，則剛好逼近盈虧平衡點。如果生豬價格下滑，也意味著虧損。
去年的情況正是如此：天氣大旱，飼料價格猛漲，生豬市場疲軟，農戶每養一頭豬平均虧損700元，導致生豬存欄量大幅減少。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又讓全市的豬源少了將近80%……
劉志國估計，要是今年年底生豬價格降到5元/斤，又會陷入價格的惡性循環：養殖戶又將大面積虧損，屆時養豬的人更少，豬源會再次緊張，“明年的豬肉價格將會更貴。”
利潤在哪里消失了？
既然劉志國等養殖戶沒有在這場豬肉漲價中獲利，那么在一頭生豬變成市場上出售的豬肉，其間經過的生豬收購中間商、屠宰場及豬肉零售商各個經營環節中，到底誰拿走了利潤？
1998年，國務院頒布《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對生豬實行定點宰殺、定點銷售。榮昌縣昌元鎮財貿辦主任毛世剛透露，一頭生豬在進屠宰場宰殺前，須繳納的稅費共計59.6元。其中包括稅款10.2元、工商管理費10.5元、檢驗檢疫費8.5元等款項。此外一頭豬從養殖戶輸出，大約還有15元左右的運費，通常都由收購生豬的中間商承擔。
在豬源緊俏時，還有幫忙聯系養殖戶的豬經紀人，一頭豬收取10到20元不等的信息費。
生豬經這些中間商運到屠宰場，屠宰場和中間商之間通常是一種代理關系，屠宰場稱中間商為業主。業主委托屠宰場進行屠宰，并支付不超過20元的屠宰費。
屠宰之后，業主再將豬肉批發給零售商（業內稱其為“肉娃”）。從整個利益鏈條來看，中間商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屠宰場一位知情人士介紹，假設一頭200斤的生豬，中間商在搗手時，一斤毛豬肉賺5角，一頭豬就能賺100元。
但是，記者調查后發現，事實并非計算的那樣令人樂觀。
在重慶華牧集團位于渝北農業園區的屠宰加工廠，該集團副總經理陳天毅告訴記者，目前該廠出廠的白條肉價格在8.8元左右，并且價格每天還會隨行情波動。華牧集團是重慶市內最大的屠宰商，主城區1/3的豬肉是從這里供應出去的。
但是生意紅火的屠宰場，業主的利潤卻并不高。用陳天毅的話說是，“經常價格倒掛”。中間商根據收購價來確定豬肉的批發價，當業主買進生豬價格高于豬肉批發價格時，也就虧了錢。陳天毅介紹，目前大的中間商有時一天要虧上萬元。
虧本的生意為什么還要做？陳天毅介紹，一般供應主城的豬肉，在夏天7000頭豬就飽和，冬天則在13000頭左右。華牧的屠宰場，在夏天一般每天屠宰3000頭左右生豬，即可使所供應的市場飽和。但如果屠宰場當天的屠宰量低于這個數，則肉價就會上揚，反之亦然。
“中間商干這一行，大多吃的是關系飯，并不是誰錢多就能把生意做成。”陳天毅說，豬多的時候，如果一天殺不完，多放一天豬就要瘦一圈，無奈只好降價銷售。而且，如果零售商銷售不好，進貨減少，也會造成業主降價銷售。
對生豬期貨的期待
從整個利益鏈條看，除了介紹生豬信息的經紀人賺取的信息費是“旱澇保收”外，其余各個環節都處于朝不保夕的狀況。
陳天毅將豬肉價格上漲歸結為三個原因：一是養殖成本增高；二是瘟疫直接導致生豬存欄量急劇下滑；三是養殖戶積極性不高，導致豬源大量減少。
前兩者均直接作用于養殖戶。也就是說，在豬肉產銷環節的整個利益鏈條中，養殖戶獨自承擔著最大的風險，由此才導致其積極性不高。雖然目前肉價大漲，但是養殖戶依然叫苦不迭，抬高的肉價根本不足以彌補市場風險和養殖風險。
與國家專門建立的糧食保護機制不同，生豬買賣是沒有價格底限的，任憑隨行就市。養殖戶好不容易逢上好的肉市行情，想趁機賺錢撈回損失，政府的種種限價措施每每接踵而來。
而正是因為風險大，銀行根本不向養殖戶發放小額貸款，養殖戶因此不得不四處借錢墊資補欄。就算是增加了圈養，等到豬兒經過半年的生長周期終于長肥，市場價格卻一落千丈，已經錯過了市場的良機。雖然國家對生豬養殖有一定的補貼措施，但這對于養殖戶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
生豬養殖的風險無從規避，養殖戶無法自保，是令養殖戶劉志國最為頭疼的問題。對于“生豬期貨”的推出，他表示，如果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生豬出欄價格，那么養殖戶的利益也就有了保障。“只要擁有充裕的資金，一年產出幾萬頭豬不成問題，”
生豬期貨上市已經板上釘釘
“我國對生豬期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昨天，成都倍特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倍特期貨）重慶營業部總經理代偉在接受采訪時對信報記者介紹，早在1990年代中期，國內期貨業界就開始醞釀生豬期貨，不過由于各方面條件不成熟，生豬期貨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一直處于“紙上談兵”的狀態。
連續兩屆全國人大
都有代表提案
為了穩定生豬市場，2004年和2005年連續兩年，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湖南）唐人神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陶一山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議案，呼吁盡早推出生豬期貨，均衡供需的遠期價格，讓這一價格成為農民第二年供給科學決策的依據。
陶一山的觀點得到了中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羅孝玲的支持。羅孝玲表示：“當豬價低的時候，投機者和貿易商購入期貨，自然會將生豬價格抬高，而當豬價高的時候，這些投機者和貿易商又會將期貨拋出，生豬價格自然有所回落。如此往復，不用政府補貼，生豬的價格也會因此而減小波動幅度。”
時至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發展大宗農產品期貨市場”，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一五”規劃也將推動期貨市場的發展列入其中，以品種創新推動市場發展已成為各界共識。
但經過調查發現，期貨合約對交割的標的物有嚴格的交割標準。不同的飼料、不同的品種、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的價格，難以統一指標、統一市場。而且在地方保護主義下，區域間運輸生豬和豬肉存在行政障礙，從而影響到生豬市場的統一和流通，這必然會影響到期貨市場的價格。
生豬期貨合約完成
上市時間表排定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大連商品交易所從2001年以來，先后走訪農業部等部委和行業協會，并向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取經，先后調研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廣東等生豬主產區和主銷區，又與雙匯、雨潤、唐人神等40多家大型企業交流，為生豬期貨合約的設計奠定堅實基礎。
至2006年3月中旬，該所完成了20多萬字的品種研究報告。幾天后，中國證監會期貨部、大連商品交易所在長沙召開了生豬期貨研討會，首次對生豬期貨上市交易進行了綜合論證。當時，大商所副總經理李軍曾經表態，該所將把推動生豬期貨上市交易納入計劃。
進入2007年，面對豬肉價格的暴漲和老百姓對肉價的怨聲載道，大連商品交易所加快了生豬期貨的研究開發步伐，派出得力干將奔赴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生豬主產省和主銷省，進行了大規模的調研活動。
大連商品交易所信息部劉宇光博士透露，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后，目前生豬期貨的合約及相關規定已經初步完成，但沒有具體的上市時間表。
但據《四川日報》近日的報道，該省商務廳拿出的一份關于“生豬期貨”上市的建議文本顯示，國家有關部門已確定“生豬期貨”于明年上市。
大連商品交易所李晗虹博士對記者表示，目前我國生豬期貨上市的條件已經成熟。其原因在于：我國生豬現貨價格有較強波動性，廣大農民和相關企業保值避險需求強烈；生豬現貨規模巨大，豬肉年產量近5000萬噸，養殖與消費范圍廣泛，質量標準與檢驗檢疫法規體系健全，品級易于劃分，適合開展期貨交易；同時，國際上有關風險控制、交易、實物交割等方面的生豬期貨管理經驗，可以為我國開展生豬期貨交易提供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