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生豬養殖行業在1990年以前主要以散養模式為主，年出欄生豬占比達到90%。近年來，我國生豬規模化養殖比例不斷上升，到2010年末已經接近65%，散養戶在不斷退出，為規模化養殖企業留出更大的市場空間。
農村生豬散養戶退出并非養殖成本處于劣勢。由于散養戶一般與家庭小農經濟相結合，家庭剩飯剩菜甚至田間雜草都可以成為豬的飼料，豬的養殖成本為非完全成本，與專業化養殖場相比其養殖成本并不高。
農場生豬散養戶退出的大背景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很多農村勞動力不愿留在農村外出打工，農村人口越來越少，特別是養豬需要的青壯年勞動力數量在不斷減少。
小規模養豬的收益越來越不及提高的機會成本。隨著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尤其是我國老齡化速度的加快，2007年以來我國沿海地區“勞工荒”現象越來越多，勞動力價格開始逐步上升，2012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工資上漲至每月2290元左右，比2011年的每月2049元上漲11.76%。隨著農民工工資的快速增長，以及農民工就業條件的不斷改善，導致生豬養殖的機會成本大大提高。
以生豬自繁自養的頭均贏利為例，2010年1月~2011年5月，我國生豬養殖頭均贏利的波動區間在每頭-126元~691元，近兩個低點（2010年6月和2013年6月）間的平均值為每頭270元，年出欄規模在50頭生豬的散養戶每年的贏利水平約為1.35萬元。
未來，隨著農民工工資的不斷提升，外出打工更好的經濟效益將驅使更多的農民退出生豬的散養。另外，相比于生豬養殖，農民外出務工還可規避養殖的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也節省了生活支出，甚至減輕了勞動強度，又臟又累的養豬工作顯然更難留住農民。
當然，農民也可以不外出打工，而是選擇擴大養豬規模。但是擴大規模需要增加勞動力，而且需要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以及過硬的養殖技術，這并不是所有農戶都具備的，從而退出養豬可能是他們更好的選擇。
集中度提升驅動力之二生豬養殖的內在規模經濟
1.大型養殖場在勞動效率和飼料成本方面優勢明顯。
大型養豬場需要更多的專業設備，但是由于每個勞動力可以養殖更多數量的生豬，從而在勞動效率方面具備優勢，另外，大型養殖場飼料可以集中采購或者自備飼料工廠，從而飼料成本方面具備一定的優勢。
由于數據的可得性，我們以日本生豬養殖為例。日本的大型養殖場在單頭勞動效率方面優勢非常明顯，從成本占比達85%的物料費來看，雖然大型豬場每頭豬承擔的獸醫獸藥費、母豬費、豬舍費以及農機具費用較高，但是由于飼料費用具有明顯優勢，因此總體物料費成本較低。
2.規模化與技術進步相互促進，引發良性循環。
大型養殖場更有能力應用新的養殖技術。以美國為例，其養殖規模化始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養殖技術出現新的突破，科學飼養逐漸成為市場的主流，主要體現在改良種豬、分段養殖、專業化飼養設備的出現等。這些投入超出小規模養殖場的能力，而大規模生產者通過改進養殖技術贏得了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小生產者被淘汰，大規模生產者確立了市場地位。
當大型養殖場不斷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后，便有能力繼續加大投入，反過來促進了技術的進步和效率提升。從美國的例子來看，1992年～2004年，大型養殖場的成本降低比例更大，體現了規模化對效率提升的作用。
進入90年代后，美國生豬養殖場數量減少，大型豬場存欄比例不斷提高，相對應的是生豬養殖的效率不斷提升，可見這種相互促進在時間序列上是穩定的，這樣的過程是持續的。
集中度提升驅動力之三下游需求更偏好規模化豬場的產品
1.規模化豬場的肥豬產品更受下游屠宰廠接受。
（1）大規模采購有利于下游屠宰企業降低運輸成本及穩定開工率。由于規模化豬場出欄節奏比較穩定，出欄量大對于規模化程度更高的下游屠宰企業來說，向一家規模企業集中采購要遠遠好于向大量養殖戶零散采購。
（2）散養或中小規模養殖情況下，豬肉質量和安全無法保證，生豬養殖中瘦肉精、抗生素、消毒藥濫用難以控制，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的概率要遠遠高于大規模養殖場。屠宰企業直接面對消費者，如果出現食品質量問題，對品牌的影響巨大。
當前生豬養殖業規模化程度與屠宰行業不匹配，屠宰企業對養殖集中度提升的需求將一直存在。目前，雙匯發展、雨潤食品和大眾食品是我國屠宰及肉類加工行業的前三強，三者年營業收入合計占全國規模以上屠宰及肉類加工企業的9%，行業集中度遠高于生豬養殖。不過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屠宰行業集中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如美國前三家屠宰企業總體市場份額已超過56%。近年來，我國政府強制推廣定點屠宰政策、技術設施標準、衛生防疫標準和環保要求，生豬屠宰加工規模化和集約化有望進一步提升。
2.規模化豬場的仔豬和種豬性能更優。
大規模養殖企業生產的商品仔豬由于成活率高、生長速度快，其市場售價明顯高于小規模養殖企業和散養戶。
大規模養殖企業具備強大的育種研發能力，生產的二元種豬由于成活率和產仔率高，其市場售價也明顯高于小規模養殖企業，在生豬養殖集中的區域最大價格差距可達到40%以上。
農村生豬散養戶退出并非養殖成本處于劣勢。由于散養戶一般與家庭小農經濟相結合，家庭剩飯剩菜甚至田間雜草都可以成為豬的飼料，豬的養殖成本為非完全成本，與專業化養殖場相比其養殖成本并不高。
農場生豬散養戶退出的大背景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很多農村勞動力不愿留在農村外出打工，農村人口越來越少，特別是養豬需要的青壯年勞動力數量在不斷減少。
小規模養豬的收益越來越不及提高的機會成本。隨著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尤其是我國老齡化速度的加快，2007年以來我國沿海地區“勞工荒”現象越來越多，勞動力價格開始逐步上升，2012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工資上漲至每月2290元左右，比2011年的每月2049元上漲11.76%。隨著農民工工資的快速增長，以及農民工就業條件的不斷改善，導致生豬養殖的機會成本大大提高。
以生豬自繁自養的頭均贏利為例，2010年1月~2011年5月，我國生豬養殖頭均贏利的波動區間在每頭-126元~691元，近兩個低點（2010年6月和2013年6月）間的平均值為每頭270元，年出欄規模在50頭生豬的散養戶每年的贏利水平約為1.35萬元。
未來，隨著農民工工資的不斷提升，外出打工更好的經濟效益將驅使更多的農民退出生豬的散養。另外，相比于生豬養殖，農民外出務工還可規避養殖的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也節省了生活支出，甚至減輕了勞動強度，又臟又累的養豬工作顯然更難留住農民。
當然，農民也可以不外出打工，而是選擇擴大養豬規模。但是擴大規模需要增加勞動力，而且需要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以及過硬的養殖技術，這并不是所有農戶都具備的，從而退出養豬可能是他們更好的選擇。
集中度提升驅動力之二生豬養殖的內在規模經濟
1.大型養殖場在勞動效率和飼料成本方面優勢明顯。
大型養豬場需要更多的專業設備，但是由于每個勞動力可以養殖更多數量的生豬，從而在勞動效率方面具備優勢，另外，大型養殖場飼料可以集中采購或者自備飼料工廠，從而飼料成本方面具備一定的優勢。
由于數據的可得性，我們以日本生豬養殖為例。日本的大型養殖場在單頭勞動效率方面優勢非常明顯，從成本占比達85%的物料費來看，雖然大型豬場每頭豬承擔的獸醫獸藥費、母豬費、豬舍費以及農機具費用較高，但是由于飼料費用具有明顯優勢，因此總體物料費成本較低。
2.規模化與技術進步相互促進，引發良性循環。
大型養殖場更有能力應用新的養殖技術。以美國為例，其養殖規模化始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養殖技術出現新的突破，科學飼養逐漸成為市場的主流，主要體現在改良種豬、分段養殖、專業化飼養設備的出現等。這些投入超出小規模養殖場的能力，而大規模生產者通過改進養殖技術贏得了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小生產者被淘汰，大規模生產者確立了市場地位。
當大型養殖場不斷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后，便有能力繼續加大投入，反過來促進了技術的進步和效率提升。從美國的例子來看，1992年～2004年，大型養殖場的成本降低比例更大，體現了規模化對效率提升的作用。
進入90年代后，美國生豬養殖場數量減少，大型豬場存欄比例不斷提高，相對應的是生豬養殖的效率不斷提升，可見這種相互促進在時間序列上是穩定的，這樣的過程是持續的。
集中度提升驅動力之三下游需求更偏好規模化豬場的產品
1.規模化豬場的肥豬產品更受下游屠宰廠接受。
（1）大規模采購有利于下游屠宰企業降低運輸成本及穩定開工率。由于規模化豬場出欄節奏比較穩定，出欄量大對于規模化程度更高的下游屠宰企業來說，向一家規模企業集中采購要遠遠好于向大量養殖戶零散采購。
（2）散養或中小規模養殖情況下，豬肉質量和安全無法保證，生豬養殖中瘦肉精、抗生素、消毒藥濫用難以控制，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的概率要遠遠高于大規模養殖場。屠宰企業直接面對消費者，如果出現食品質量問題，對品牌的影響巨大。
當前生豬養殖業規模化程度與屠宰行業不匹配，屠宰企業對養殖集中度提升的需求將一直存在。目前，雙匯發展、雨潤食品和大眾食品是我國屠宰及肉類加工行業的前三強，三者年營業收入合計占全國規模以上屠宰及肉類加工企業的9%，行業集中度遠高于生豬養殖。不過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屠宰行業集中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如美國前三家屠宰企業總體市場份額已超過56%。近年來，我國政府強制推廣定點屠宰政策、技術設施標準、衛生防疫標準和環保要求，生豬屠宰加工規模化和集約化有望進一步提升。
2.規模化豬場的仔豬和種豬性能更優。
大規模養殖企業生產的商品仔豬由于成活率高、生長速度快，其市場售價明顯高于小規模養殖企業和散養戶。
大規模養殖企業具備強大的育種研發能力，生產的二元種豬由于成活率和產仔率高，其市場售價也明顯高于小規模養殖企業，在生豬養殖集中的區域最大價格差距可達到4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