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區重新劃定禽畜養殖范圍，禽畜養殖將進一步收緊。此前全鎮街都為禁養區的僅有原羅村街道，重新調整后，桂城、大瀝、羅村都將是全鎮街禁養區。而本次新增劃定“限養區”，作為禁養區與適養區的銜接地帶。這也意味著，今后，南海全區禽畜養殖將進一步受限。(詳見南都佛山讀本11月29日報道)

全民養殖、遍地畜禽的時代已漸行漸遠。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近幾年來，不少地方都開始設置禁養區、限養區。在寸土寸金的經濟較發達地區，基于環境保護、產業升級、土地開發、城市化進程等因素，劃定的禽畜養殖禁養、限養范圍會越來越大，整治也會越來越頻繁。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大趨勢。

不能說收緊禽畜養殖缺乏法理依據。當前，城市郊區、農村地區的養殖業相對集中，禽畜糞便排放量也急劇增加，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入河涌，禽畜養殖帶來臭味也屢遭投訴。而除了環保因素，產業升級也是人心所向。南海所在的珠三角地區，土地開發強度已接近白熱化，高附加值的土地不可能長期從事低產出的產業。

而在歷史和現實因素下，并不是所有的養殖戶都辦理了環保、工商、防疫、建設等等全套證照手續。在整治行動中，這些未經核準的事項，任何一項都足以在“正常執法”的名義下，成為關停拆遷行動的執法依據。

盡管如此，無論是劃定禁養限養范圍，還是清理禁養區養殖戶，地方政府仍應充分尊重歷史和現實，給予合理的搬遷時間及拆遷補償。應該看到，多數養殖戶的種養行為，都在城市建設、工業規劃之前，也曾為地方食品繁榮、經濟建設作出過貢獻。而養殖戶跟村集體簽訂的承包合同，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合法契約。無論從道義還是法理上，這種清理整頓都有合理補償的必要。

但事實上，養殖戶獲得合理補償的案例并不多見。以南海區為例。早在2010年，南海區首次劃定禁養區范圍時，并未明確統一補償標準，具體補償由各鎮街自行確定。但在實施過程中，多數鎮街并未出臺補償辦法。因而，在清理整治中，遭到一些養殖戶的激烈對抗，甚至還曾出現大瀝鎮政府被訴上法庭的“雙輸”局面。筆者認為，經濟發達地區逐步擴大禁養、限養范圍將是大勢所趨，但政府也應關切這個群體的合理訴求，最大限度地達成“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