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豬生產一直處于高度分散的狀態。2009年，出欄50頭以下的散戶養殖量仍然占到整體的近40%，而萬頭以上的大型豬場僅占到整體的6%。
大量散戶的存在，導致國家對豬肉生產的控制力非常弱。近年來豬價的大幅波動導致CPI出現大幅波動，對整個宏觀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國家迫切希望養殖規模化程度能夠迅速提高。農業部發布養殖業“十二五規劃”：希望到2015年出欄500頭以上生豬規模化養殖比重達到50%，2009年這一比例僅為31%。
據調查顯示，2010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總數1.55億人，其中男性占64.6%、平均年齡34.7歲，女性平均年齡32.1歲；留鄉務農勞動力平均年齡超過45歲。因此，農村勞動力經常面臨從事畜牧業還是外出打工的選擇。而作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且勞動強度很高，機器一般不能代替養豬業中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加速發展的情況下，很多農村勞動力堅決選擇進城，這導致散養戶大量退出。由此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對養豬業將產生很大影響。
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1995年農民工月均工資為495元，2005年為875元，10年間復合增長率僅為6.85%。從2007年起，農民工工資出現大幅上漲，2008年～2011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8%，遠高于同期CPI和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與此同時，中國生豬價格從2007年起經歷巨幅波動，受累于疫情，大量散養戶虧損嚴重。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生豬生產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變化：
首先，勞動力機會成本提升：與外出打工相比，養豬不具備成本優勢，風險大，所以越來越多的散戶選擇退出。這種背景下形成的供給缺口逐漸由專業養殖戶來彌補；
其次，部分成本由“隱性”轉為“顯性”：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幅減少，以養豬為副業的“半自給自足”型生產大量減少。對散戶而言，養豬由過去的“副業”逐漸轉變成“主業”，付現成本勢必提升，如天然粗飼料使用量明顯減少，帶來飼料成本提升，雇工增加等。在此情況下，規模化養殖戶相對散養戶的成本優勢開始凸顯。
相對規模養殖戶而言，散養戶受到規模的影響和資金的限制，生產管理粗放，科學飼養意識淡薄，在生產過程中存在品種退化嚴重、防疫意識差、飼料配比不科學、批量出欄的能力弱、盲目生產等問題，導致存活率低下，加上規模小，真實成本不具備優勢。
在中國，規模養殖的成本優勢在過去很長時間得不到體現，主要是因為大量散戶以養豬為副業，半自給自足，一是對成本不敏感，二是很多隱性成本（如家庭用工、土地成本、自產糧食成本）沒有計入。這些因素綜合導致他們計算的成本往往局限于付現成本，遠低于真實成本。一個重要的印證在于：2007年以前，絕大多數時間，豬料比都處于盈虧平衡線4.4以下。換言之，中國生豬養殖業大部分時間處在“表面盈利，實際虧損”的狀態。
對于規模養殖戶而言，幾乎所有成本都是顯性成本（如雇工、土地、工業飼料成本），導致即使技術、規模上有一定優勢，仍然無法彌補“隱性成本”劣勢。在這個階段，規模養殖戶很難盈利。
生豬養殖行業盈利狀況受到多因素的影響，包括飼料成本、生豬價格、疫病情況等。一方面，由于生豬價格隨著階段性供需關系的變化而表現出周期性的波動，散養戶追漲殺跌的補欄方式導致了我國豬肉價格歷史波動較大，因此生豬養殖的行業盈利面臨較高的市場風險；另一方面，養殖密度提高，擴大了疫病的負面影響，因此生豬養殖行業同時面臨著較高的自然風險。
分散養殖戶缺乏市場判斷能力，常常存在“追漲殺跌”的現象（通常在豬價高點補欄，生豬出欄正好經歷豬價低迷期；養殖虧損后淘汰存欄量，豬價反彈到高位），導致其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相比而言，目前大型規模化養殖企業已經開始建立自己的市場判斷團隊，以調整原材料采購和產品上市的計劃，因此散戶抵御生豬養殖行業周期性風險的能力更差，綜合養殖效益相對低，并且波動大。
豬肉價格波動源于生豬市場供需雙方相互作用的性質，該性質呈現一種價格和生產的周期性運動模式，客觀上這一模式由生豬繁育周期的特點決定。自1985年政府不再干預起，我國生豬價格逐漸由市場決定，尤其1990年配給制徹底結束后，市場化更加成熟。此后，豬價出現數次大幅波動，給生豬養殖產業、加工企業以及消費者帶來較大影響，并引發了生豬生產的周期性波動。
豬周期對產業鏈中的養殖者來說，意義更為重要。生豬養殖屬于完全競爭行業，養殖者為價格的被動接受者，養殖一旦開始，養殖者將在豬的生長過程中承受價格風險。若豬價降至生產成本以下，養殖者將面臨虧損，從而被迫放棄養殖。目前，生豬價格波動的周期性已得到市場普遍認可，而生豬生產同樣具有波動的周期性，盡管目前我們尚未明晰到底是價格波動影響了生產，還是生產波動影響了價格。
以生豬自繁自養的頭均盈利為例，從2008年1月至2011年3月，我國生豬養殖頭均盈利的波動區間在-164元/頭至750元/頭，按照我國散養標準（即養殖規模小于50頭），存欄規模在50頭生豬的散養戶（假設2人），每年樂觀的盈利水平在3萬元左右，而外出務工家庭的平均收入在3.84萬元左右，如果養殖規模更小，那么打工收益和從事養殖的收益差距更大。
相對于散養戶而言，國內規模養殖戶的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人工上，這個優勢未來會繼續延續和加強。與此同時，隨著散戶飼養成本從“隱性”轉為“顯性”，規模戶在飼料，種畜方面的優勢也將逐漸顯現。
大量散戶的存在，導致國家對豬肉生產的控制力非常弱。近年來豬價的大幅波動導致CPI出現大幅波動，對整個宏觀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國家迫切希望養殖規模化程度能夠迅速提高。農業部發布養殖業“十二五規劃”：希望到2015年出欄500頭以上生豬規模化養殖比重達到50%，2009年這一比例僅為31%。
據調查顯示，2010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總數1.55億人，其中男性占64.6%、平均年齡34.7歲，女性平均年齡32.1歲；留鄉務農勞動力平均年齡超過45歲。因此，農村勞動力經常面臨從事畜牧業還是外出打工的選擇。而作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且勞動強度很高，機器一般不能代替養豬業中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加速發展的情況下，很多農村勞動力堅決選擇進城，這導致散養戶大量退出。由此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對養豬業將產生很大影響。
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1995年農民工月均工資為495元，2005年為875元，10年間復合增長率僅為6.85%。從2007年起，農民工工資出現大幅上漲，2008年～2011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8%，遠高于同期CPI和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與此同時，中國生豬價格從2007年起經歷巨幅波動，受累于疫情，大量散養戶虧損嚴重。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生豬生產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變化：
首先，勞動力機會成本提升：與外出打工相比，養豬不具備成本優勢，風險大，所以越來越多的散戶選擇退出。這種背景下形成的供給缺口逐漸由專業養殖戶來彌補；
其次，部分成本由“隱性”轉為“顯性”：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幅減少，以養豬為副業的“半自給自足”型生產大量減少。對散戶而言，養豬由過去的“副業”逐漸轉變成“主業”，付現成本勢必提升，如天然粗飼料使用量明顯減少，帶來飼料成本提升，雇工增加等。在此情況下，規模化養殖戶相對散養戶的成本優勢開始凸顯。
相對規模養殖戶而言，散養戶受到規模的影響和資金的限制，生產管理粗放，科學飼養意識淡薄，在生產過程中存在品種退化嚴重、防疫意識差、飼料配比不科學、批量出欄的能力弱、盲目生產等問題，導致存活率低下，加上規模小，真實成本不具備優勢。
在中國，規模養殖的成本優勢在過去很長時間得不到體現，主要是因為大量散戶以養豬為副業，半自給自足，一是對成本不敏感，二是很多隱性成本（如家庭用工、土地成本、自產糧食成本）沒有計入。這些因素綜合導致他們計算的成本往往局限于付現成本，遠低于真實成本。一個重要的印證在于：2007年以前，絕大多數時間，豬料比都處于盈虧平衡線4.4以下。換言之，中國生豬養殖業大部分時間處在“表面盈利，實際虧損”的狀態。
對于規模養殖戶而言，幾乎所有成本都是顯性成本（如雇工、土地、工業飼料成本），導致即使技術、規模上有一定優勢，仍然無法彌補“隱性成本”劣勢。在這個階段，規模養殖戶很難盈利。
生豬養殖行業盈利狀況受到多因素的影響，包括飼料成本、生豬價格、疫病情況等。一方面，由于生豬價格隨著階段性供需關系的變化而表現出周期性的波動，散養戶追漲殺跌的補欄方式導致了我國豬肉價格歷史波動較大，因此生豬養殖的行業盈利面臨較高的市場風險；另一方面，養殖密度提高，擴大了疫病的負面影響，因此生豬養殖行業同時面臨著較高的自然風險。
分散養殖戶缺乏市場判斷能力，常常存在“追漲殺跌”的現象（通常在豬價高點補欄，生豬出欄正好經歷豬價低迷期；養殖虧損后淘汰存欄量，豬價反彈到高位），導致其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相比而言，目前大型規模化養殖企業已經開始建立自己的市場判斷團隊，以調整原材料采購和產品上市的計劃，因此散戶抵御生豬養殖行業周期性風險的能力更差，綜合養殖效益相對低，并且波動大。
豬肉價格波動源于生豬市場供需雙方相互作用的性質，該性質呈現一種價格和生產的周期性運動模式，客觀上這一模式由生豬繁育周期的特點決定。自1985年政府不再干預起，我國生豬價格逐漸由市場決定，尤其1990年配給制徹底結束后，市場化更加成熟。此后，豬價出現數次大幅波動，給生豬養殖產業、加工企業以及消費者帶來較大影響，并引發了生豬生產的周期性波動。
豬周期對產業鏈中的養殖者來說，意義更為重要。生豬養殖屬于完全競爭行業，養殖者為價格的被動接受者，養殖一旦開始，養殖者將在豬的生長過程中承受價格風險。若豬價降至生產成本以下，養殖者將面臨虧損，從而被迫放棄養殖。目前，生豬價格波動的周期性已得到市場普遍認可，而生豬生產同樣具有波動的周期性，盡管目前我們尚未明晰到底是價格波動影響了生產，還是生產波動影響了價格。
以生豬自繁自養的頭均盈利為例，從2008年1月至2011年3月，我國生豬養殖頭均盈利的波動區間在-164元/頭至750元/頭，按照我國散養標準（即養殖規模小于50頭），存欄規模在50頭生豬的散養戶（假設2人），每年樂觀的盈利水平在3萬元左右，而外出務工家庭的平均收入在3.84萬元左右，如果養殖規模更小，那么打工收益和從事養殖的收益差距更大。
相對于散養戶而言，國內規模養殖戶的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人工上，這個優勢未來會繼續延續和加強。與此同時，隨著散戶飼養成本從“隱性”轉為“顯性”，規模戶在飼料，種畜方面的優勢也將逐漸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