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4年,全國豬肉價格反常地進入了下降通道,降速之快,讓許多原本期待冬至后傳統“好行情”的養殖戶和企業大跌眼鏡。
盡管目前還難斷言生豬是否又進入新一輪調整期,但這些年價格波動周期愈來愈短、不斷重復著“價跌-退出-短缺-暴漲-涌入-過剩-暴跌”怪圈的現實,讓廣大養殖者從心底盼望,我國生豬生產亟需“大思路”:政府應在產業和金融政策等方面,著力夯實養殖業基礎,同時,更多地發揮市場調節作用,讓“無形之手”成為調控的主要力量。
豬肉價格反常下跌
按照養殖業的規律,生豬價格每年走勢基本都呈“V”字型,兩頭高中間低,一般都是春節消費旺季過后,從3月開始到6月慢慢走低,然后第二年1月又上漲。像今年這樣反常的價格走勢,記者采訪的絕大多數養殖者均表示“從未遇到過”。
根據農業部的監測,1月下旬全國豬肉價格跌至每公斤不足21元,環比下降2.5%。四川省是我國生豬生產第一大省,常年出欄量達7000萬頭左右。根據畜牧部門在全省68個生豬生產重點縣的市場監測對比來看,1月份出欄肉豬價格下降速度加大。如1月第1周出欄肉豬還能維持在每公斤16元以上,到了第4周已跌至14元出頭,豬糧比也降至5.6:1,跌破了盈虧預警線,養殖戶已經開始出現虧損。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幾乎所有養殖者都“大吐苦水”:“養殖業內有一個普遍認可的說法,生豬是‘賺一年,平一年,虧一年’,3年下來每頭豬有200元的行業平均利潤就不錯了。行情暴漲時大家以為我們賺得盆滿缽滿,卻沒人關注過行情低迷的時候有多少人賠得傾家蕩產,今年賺的錢只是填往年的虧空而已。”
事實上,生豬產業除了養殖之外,還有收購、屠宰、運輸、加工、銷售等多個環節,一頭豬從出欄到端上餐桌,過多的中間環節分流了大量利潤,甚至超過養殖本身,但是價格、疫情等風險卻主要由養殖者承擔。
根據四川省畜牧部門的統計,按2013年12月份每頭115公斤育肥豬出欄粗略計算,養殖戶養豬4至4.5個月每頭平均利潤190元,每月每頭利潤不僅只有47元左右,而且還承擔了疫病和市場的兩個風險。而中間環節(收購、販運、屠宰、粗加工、批發、零售等)1天每頭生豬可有1080元左右的利潤分配。
成都崇州市久隆生豬養殖聯合會負責人趙剛林去年7月份購入了2000頭仔豬,目前已進入出欄期。他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購入時每頭仔豬重約40斤,成本580元,4個月的飼料約856元,防疫和人工成本18元。按平均死亡率5%計算,養到現在每頭220斤左右,最終每頭豬的成本在1530元。如果收購價在每公斤13.9元的話,他就可以保本,但現在市場收購價已跌至每公斤12.4元左右,也就是每頭豬虧損165元,算下來2000頭要虧33萬元。
成都市巨星集團是四川省內較大的規模養殖企業之一,年出欄生豬約20萬頭左右。總經理唐春祥說:“往年冬至過后正是需求旺季,大家都在等著這個傳統的好行情,結果等來的卻是價格下跌,而且速度很快。每頭豬從賺200元到虧100多元,又像坐了一回過山車。按照現在的價格,公司大概會虧損300萬元以上。”
唐春祥認為,此次價格反常的原因可能出現在消費端。隨著反三公消費浪費、打擊“舌尖上的腐敗”力度不斷加大,高檔餐飲場所和會所生存開始變得艱難。“往年這個時候正是各處都趕場吃飯的日子,吃一部分浪費一部分,今年到處都是冷冷清清,很少見到大吃大喝。”
另外,飲食習慣的改變也減少了一部分需求。“以四川為例,過去家家戶戶都會腌制幾十甚至上百斤臘肉香腸,成為春節豬肉消費的主力。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腌制食品對健康不利,很多人都不做,或者做得少了。”趙剛林認為。
從生產環節來看,銀行收縮銀根,大型屠宰企業貸款難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唐春祥說:“以往銀行年末收回貸款,開年就能再貸出來,屠宰場的流動資金基本有保障。我們從業內了解到,今年有的屠宰企業把款項還回去,要么貸款審批周期延長,隔很久才能貸出來,要么根本就貸不到款了,使得屠宰企業收豬的流動資金緊張,收儲能力下降,企業就通過壓價來緩解資金困難。”
豬周期“怪圈”恐再現
今年價格反常下跌,使得這些年頻繁經歷“過山車”行情的養殖者們較為憂慮,他們普遍認為一旦行情持續低迷,可能會在養殖戶中引發“追漲殺跌”的散戶心態,進而影響來年生豬供應能力,遭遇報復性反彈,這種局面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不利的。
有統計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豬行業經歷了數次較大幅度的調整,對C PI造成直接影響。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前調整周期一般為5到6年時間,留給業內緩沖余地較大。但是進入2000年后,調整周期已基本縮短至3年。
“春節過后豬肉就進入了消費淡季,這波下跌可能會持續到今年6月份。”唐春祥說,“2013年公司實現了略有盈利,但今年一開頭就迎面潑了盆冷水,今年還能否盈利還很懸。”
“作為規模企業來說,即使價格低迷我們也還有一定的資金緩沖能力,一般不會出現屠殺種豬來降低損失的現象。但是對許多散養戶來說,一旦撐不下去了可能就會這么干,這將致使未來仔豬供應能力嚴重不足,導致豬肉價格暴漲。實際上2007年前后那波最為嚴重的生豬價格劇烈波動,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價格上漲,又會吸引大量養殖戶加入或增加種豬,最后又導致供應過量,價格下跌。這似乎成了這些年生豬行業走不出去的一個怪圈。如果這一波價格下跌持續時間過長,很可能引起大量養殖戶的洗牌。”趙剛林顯得有點無奈。
記者在調查走訪時看到,生豬規模化養殖水平不斷提高,養殖者的投入動輒幾百萬上千萬,但由于土地基本靠流轉而來,房產等地上附著物無法辦理產權,因此難以抵押貸款。生豬因為是活體,也不符合銀行抵押物的要求。融資難可能會成為今后影響生豬穩定生產的一大瓶頸。
唐春祥無奈地表示:“我們企業投入數億元建設了繁育基地,但土地流轉的性質使得廠房等建筑沒有產權。現在最頭疼的就是流動資金壓力大,銀行貸款要抵押,找擔保公司也要求抵押。有時想想真的很郁悶,我們有抵押物還找你們干什么呢?國家應該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幫助養殖企業解決融資難,至少能在貸款貼息方面出臺一些優惠政策。”
成都市旺萍農民養豬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唐萍認為,“要打破‘豬周期’,除了要堅持適度規模養殖的大方向外,宏觀調控政策要知道養殖隊伍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認為,在價格低迷之際政策要能夠及時對養殖戶進行扶持。比如這些年生豬價格起起落落,但飼料價格一直持續高漲,一頭豬的飼料成本占到6成以上,工業企業商品賣不出去可以停產,但我們不能,豬天天都要吃,飼料一頓都不能少,這是養殖戶最大的壓力。如果能夠形成機制,在價格低迷之際對符合條件的規模養殖戶進行飼料價格補貼,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穩定養殖隊伍,避免供應大起大落。”
疫情頻發干擾市場供應
唐春祥表示:“過去的經驗顯示每輪價格下跌過后都可能爆發一次大疫情,主要是因為養殖戶虧損之后,在防疫、治病、飼料質量、死豬處理等方面都會減少投入,從而加大疫情風險。不僅如此,生豬存欄量也會大受影響,從而進一步干擾正常的市場供應,加劇價格波動幅度。”
一個值得引起注意的風險,就是豬肉價格長期低迷之后的疫情隱患。趙剛林說:“規模養殖最擔心的就是疫情,過去幾年基本上每年春季和冬季的兩次疫情都躲不過去,非正常情況下生豬死亡率達10%。”
另外,近期媒體報道的一則英國將對中國出口優良豬種精液的新聞,讓記者采訪的許多養殖者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擔心。有觀點認為,隨著近年來我國從國外引進生豬品種的增多,生豬疫病種類、范圍呈上升勢頭,不僅影響到我國生豬產能穩定,也導致疫情多發,危及食品安全。這些養殖者建議,國家應加大投入,改變我國生豬“重引種,輕培育”的現狀,加大本地品種培育,提高種豬抗病性能,這樣才能從源頭上穩定生豬產能。
眉山市仁壽縣是四川生豬生產重點縣之一,年出欄生豬200萬頭。養殖大戶尹仲全的養豬場年出欄生豬6000頭左右。說起生豬疫病,尹仲全一肚子苦水:“疫病頻發直接吞噬了養殖戶的效益。許多疫病過去我們這里都沒有,或者很少發生,但是隨著近些年大量從國外引進新品種,生豬疫病的種類也多了起來,比如藍耳病就是典型的引進性病種。不僅如此,許多病毒還開始出現變種,疫苗研制的速度都快趕不上病毒變種的速度了。現在許多疫苗的有效率僅有15%,打兩遍疫苗心里都沒底。”
樂山市中區興旺牧畜養殖專業合作社業主魏樹洪也說:“過去生豬發病,請獸醫打點青霉素、鏈霉素就能管用,如今‘怪病’越來越多,很多都是從國外傳進來的,傳統的打針防疫難以奏效。我們現在不得不請專家來講解防疫技術,一小時講課費就要幾百元,一般養豬戶哪里請得起?”
我國作為世界生豬生產和消費第一大國,能繁母豬存欄比重原本一直是生豬生產調控的重要指標,然而記者走訪發現,隨著近年來生豬疫病增多導致母豬抗病性下降、繁殖能力降低,這項指標在養殖基層已經難以發揮“風向標”的作用。
業內人士表示,我國一頭母豬一年只產出14頭左右的商品豬,而歐美國家均在24頭以上,差距巨大,這也導致了雖然我國能繁母豬基數大,但仍會出現商品豬供應短缺的現象,成為豬價劇烈波動的重要原因。
巨星集團副總裁岳良泉說,現在規模養殖戶都很重視從國外引進優良豬種,但其實許多品種的基因都是從我們國家流出的。比如我國的太湖豬本是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優秀的品種,一胎產仔可達20多頭,國內花大價錢進口的豬種其實不少都有太湖豬的基因。國家確實應該高度重視我國優質豬種的培育問題,現在這塊工作基本上是企業自己在做,巨星在這方面的投入都有幾百萬元,一般的養殖企業很難承擔。
市場應成調控主要力量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養殖業內人士稱:“過去一到行情反彈價格好起來的時候,平抑肉價的措施就要出來了,大量外國豬肉也開始進口了。消費者的權益需要保護,養殖者的權益難道就不需要保護么?我認為市場才是生豬產業調控的主要力量,政府手段只能是補充,應盡量減少直接干預。”
眉山市仁壽縣華立生態種養殖有限公司負責人尹仲全告訴記者“政府調控政策在落實過程中存在滯后性,往往是政策落到基層時,養殖戶最困難的時候也已經過了。比如能繁母豬補貼就是這樣,行情低迷之際,政策還在調研制定過程中,等國家的錢到位了,價格已經開始反彈,國家補貼反而會吸引一大批人跟風養豬,造成新一輪的過剩和價格下跌。跟風者虧損出局,普通養殖戶紛紛退出,又導致供不應求,價格猛漲。”
仔細梳理近年來我國生豬生產調控措施,不難發現政策導向正在朝著養殖戶盼望的方向發展:政府直接干預手段在減少,更多地是讓市場成為調控的主要力量,這應該成為我國今后生豬生產、調控堅持的方向。
一個顯著的信號是,2011年豬價上揚時,國家相關部委明確表態不會出臺政策控制豬肉價格,這表明了政府調控正在變得更加尊重市場的主體地位。
另一個政策變化在許多養殖戶眼中同樣具有積極意義:2013年全國性母豬補貼暫停。樂山市市中區一位養殖大戶認為,在規模化養殖水平越來越高的今天,能繁母豬補貼這種帶有“普惠”性質的政策,對提高養殖現代化水平難以有真正的幫助。“好鋼應該用在刀刃上”,暫停母豬補貼后,如果將有限的政府資金集中用于促進養殖水平的現代化,讓規模養殖戶成為生豬生產主力軍,才是符合市場規律的行為。
提到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關于生豬目標價格保險的內容,眉山市仁壽縣養殖大戶尹仲全顯得異常激動:這才是真正讓市場發揮調控主要作用。過去我們養殖戶最盼望的就是價格低迷之際,能有實際扶持,但單純的政府手段最大的問題就是政策的滯后性,“遠水解不了近火”。如果開展目標價格險,養殖戶可以在價格低迷、虧損嚴重的時候,通過保險賠付獲得一定的補償,很大程度上能夠穩定養殖隊伍,這是生豬生產穩定的基礎。
實際上,從2014年1月開始,中國人民保險四川分公司就已經啟動“規模養殖生豬價格指數保險單”,當豬糧比低于6:1時,投保戶即可按約定獲賠,保險費率較其他同類保險更低,而且政府承擔了80%的保費,養殖戶自繳僅為20%。目前人保四川分公司已經為川內兩家投保規模養殖戶全年出欄生豬“跌價”損失提供高達1500萬元的保障。
記者了解到,生豬價格指數保險保險期為1年,理賠周期為一個月,即每月計算當期出欄生豬生長期間的平均豬糧比,當豬糧比低于承保時約定的豬糧比時,公司對當期出欄生豬數量按條款計算賠償。這種賠償方式可以涵蓋承保期每個月的價格變動,敏銳地捕捉生豬價格的波動并及時給予保險補償。
成都巨星集團總經理唐春祥認為,政府創造條件,讓每一個主體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進行博弈和整合,從而達到資源最優化配置,這才是我國生豬產業實現長遠發展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