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浙江畜牧業來說，2013年無疑是“多事之秋”。先是黃浦江死豬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接近年關，H7N9流感不期而至，家禽業面臨全軍覆滅。

而另一方面，轉型升級的腳步在明顯加快：

去年5月份開始，浙江省人大、省政府和省委接連召開了三個常委會，就畜牧業轉型升級排兵布陣，作出重大決策部署。省農業廳和畜牧局先后召開了13次專題會議，進行貫徹落實。畜牧業轉型升級被提到了浙江農業發展“重中之重”的位置。

“但這并不意味著浙江此前沒有搞轉型升級。黃浦江死豬事件和H7N9流感的出現，只能說明，我們的工作離人民群眾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需要全面、徹底的轉型。”浙江省畜牧局局長張火法在電話里向記者說明。

從散養到規模養殖、生態養殖，再到新型畜牧體系建設，30余年來，浙江畜牧業在每一個發展的新階段，幾乎都在遇到問題、解決問題的循環往復中引領著“潮頭”。

在生態文明日益成為主流的當下，浙江有能力轉危為機，沖出重圍，建成“與美麗鄉村建設相適應、田園風光特色明顯”的生態畜牧業新格局，再一次站在聚光燈下嗎？

半年調減生豬飼養量480萬頭

老百姓過日子離不開豬肉。但要養豬，一定會有排泄物污染，一定會有病死豬。這兩大難題如果不解決，養殖業就會成為“過街老鼠”。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浙江畜牧業轉型升級，將畜禽排泄物資源化利用和死亡動物無害化處理作為兩大“軟肋”，進行攻堅。

如何實現畜禽排泄物資源化利用，上海松江給了浙江以啟示。當年，為了保護生態環境，松江恨不得將養殖場趕盡殺絕，但時過境遷，如今卻張開雙臂，鼓勵發展。這種180度大轉變的奧秘在于，松江找到了一條種植業與養殖業配套的路子，在全區域范圍內進行布局規劃、功能界定和區別對待。

從區域角度看，浙江生豬產業布局很不平衡。如嘉興，13萬農民養著800萬頭生豬，無論排泄物還是死豬的處理，都十分棘手。浙江決定從布局規劃入手，到2015年，全省落實種養配套耕地1000萬畝，生豬飼養量減少400萬頭。其中嘉興、衢州等養殖過載區域分別調減45%和15%；溫州、臺州豬肉自給率提高15%，寧波、麗水提高10%，其他地區保持穩定。

各縣則被要求于2014年3月底前，重新劃定禁養、限養區，向社會公布。非禁養區內，按照農田耕地每畝2頭存欄豬、林地每畝0.2頭豬標準，科學測算養殖總量。規劃內的養殖場及配套生態消納地必須有名有姓，具體落實到鎮村地塊。

許多農戶一輩子以養豬為生，家里建房、孩子上學等費用，幾乎都來自“豬圈銀行”，但是，由于宣傳到位，加上借助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的東風，農戶紛紛“舍小家為大家”，浙江畜牧業轉型升級得以勢如破竹推進。浙江省畜牧局提供的數字表明，僅僅半年時間，過載區域低小散亂的養殖戶調減了4.05萬個，飼養量壓縮了480萬頭。

布局調整和數量調減，為形成種養配套、農牧結合的循環農業體系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前十余年，浙江就開始探索循環農業，總結出了業主小循環、產業中循環、區域大循環等一整套模式。如今，在畜牧業轉型升級的新形勢下，這套模式得以進一步快速推廣。

記者采訪了解到，業主小循環指的是同一個老板，將種養業相結合，進行配套計劃、循環發展，以達到全利用、零污染的目的；產業中循環指的是同一個產業園區內，不同老板之間所進行種養業無縫對接。而在三個循環模式中，最具創新意義、最具示范價值的，當數區域大循環。

浦江是在縣域范圍內整體推進排泄物資源化利用的典型。據了解，該縣在摸清各養殖場的飼養規模和周邊種植基地布局情況的基礎上，由大型養殖場或種植基地出資，政府補助50%的辦法，購置了11輛3噸裝沼液配送車。并將每輛車每年的配送數量、哪個養殖場與哪個消納基地對接，都進行了細化。規定每配送3噸，政府補助50元、養殖場出40元、種植基地出10元。

這種以社會化服務為特征的區域大循環，不僅有效解決了污染物的資源化利用難題，而且解決了生態循環農業點狀、線性、局部發展的空間制約，讓畜牧業真正成了體面的產業、有效益的產業。

無害化處理布下天羅地網

2013年3月，記者曾采訪嘉興南湖新豐鎮養豬第一大村竹林村，該村1400多戶，家家都養豬，由于養殖密度過高，生豬死亡率也特別高：1月份10078頭，2月份8325頭。

死豬的處理成了竹林村無法治愈的隱痛。挖坑掩埋？年復一年，沒那么多土地可供處理。許多養殖戶為了圖方便，就到處亂拋，任其腐爛。

死豬的處理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要建設無害化處理廠，符合環保與防疫要求，與當地實際需要相匹配；還要構建起全面覆蓋的死亡動物收集網，由政府主導，企業作為主體進行市場化運作；同時，政府還需要出臺“堵疏并重”的政策措施，財政支持與保險跟進統籌；最后，還要組建一支監管執法隊伍，進行高效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