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畜養殖比較效益低，農戶積極性不高，存欄持續下降，已成為制約產業發展的主要瓶頸。“十一五”期間，全國能繁母牛、能繁母羊存欄比“十五”期間分 別下降了10.2%和5.4%。2011年和2013年，曹兵海的中國農大團隊組織學生對全國最大的肉牛交易平臺吉林漢夏黃牛交易市場跟蹤調查。“我們的 學生每筆規模交易都跟蹤到采購地，發現交易的母牛（能繁母牛和后備母牛）中，2011年有81%直接被宰殺了，2013年交易量有所下降，但仍有76%的 母牛從市場‘進’了老百姓的口。”曹兵海說。

這些問題在被稱為“中原肉牛肉羊產業帶”的地區最為明顯，數據顯示，河北、河南、山東、安徽等 傳統養殖大省近年來牛羊存欄量和產量顯著下降。2011年，4省牛肉產量占全國34%，比2000年下降13個百分點；羊存欄下降超過2560萬頭，羊肉 下降了9個百分點。在山東，2000年前后，肉牛存欄量在1000萬頭左右，現在只有不到500萬頭，其中還包括100多萬頭奶牛。這里已經從最初的養牛 主產區，演變為主要屠宰區。從全國來看，2012年牛羊存欄量比2004年分別下降了900萬頭和1900萬頭。

在資源環境約束方面，牧區 草原退化嚴重，推行禁牧休牧輪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轉變草原畜牧業發展方式、保護草原生態環境的任務艱巨。從2000年開始，針對草原超載過牧帶來的環境問 題，我國牧區逐漸推行禁牧、休牧、輪牧、舍飼等制度，牛羊肉產量也被限定在一個“框框”里。杜立新結合調研說：“在陜北有些半牧區林權制度改革后，由于放 羊啃了樹皮、吃了莊稼還引起過糾紛，當地干脆‘一刀切’禁止養羊了。”

那么，在國際市場我們是不是有周旋的余地呢？曹兵海認為這個想法是危 險的。“美國、阿根廷的牛肉剛夠自己吃，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亞、巴西、印度等幾個國家有能力出口，國際市場上可供交易的牛肉本就不多。”他說，“再加上檢驗 檢疫等原因，我國目前只批準從6個國家進口牛肉，并不是說國外的肉就安全。”

杜立新也說，國外羊肉出口多分為三檔，不一定把最好的賣給你， “我們和國外的消費習慣也不一樣，他們出口帶骨肉，而我們的穆斯林同胞卻不愛吃。”從統計數據看，2011年我國進口牛肉2萬多噸，羊肉8萬多噸；到 2012年猛增到6萬多噸和12萬多噸，也體現出我國供求缺口在放大。兩位專家共同提出，滿足中國人吃牛羊肉的問題主要還得靠我們自己解決。

以補貼促規模，育良種提單產，調布局釋潛能

供需緊平衡解決有道

隨 著供需失衡加劇，牛羊肉價格出現了加速上漲。“有人說價格從2007年開始快速攀升，我認為不準確，那兩年正是我國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漲得最快的反而 是最近三年。”杜立新說。曹兵海則認為價格飛漲是各種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價格上漲是否在一個合理、可控的區間內呢？杜立新說：“國際上通用的標準是牛羊 肉價格是豬肉、雞肉的2~4倍，就在合理區間，我國在3~4倍間。”曹兵海認為，如今的價格正是對供求關系的準確反映，“但是否合理還應當考慮公眾的消費 水平和承受能力。”

兩位專家都認為價格更多地是一種指標和表象，背后蘊含著深層次的產業問題。他們把肉牛、肉羊產業定義為“巨型產業”。曹 兵海說，肉牛是一個從業人員8300萬、產值3300億元的大產業；杜立新認為肉羊產業“牽一發而動全身”，“近年來牧區尤其是新疆羊肉的缺口加大，預計 到‘十二五’期末將達到25萬噸，這不僅是消費問題，更是事關民族問題的大事。”

與此同時，兩個產業都是周期長、調整慢的產業。牛羊產仔基本都是單胎，在目前飼養水平下，牛的繁育是3年兩犢、羊是3年4羔；相比豬每年產兩胎，每胎產仔10頭相比，產業調整見效慢。一頭牛從出生到育肥出欄至少需18個月，肉羊從羔羊到出欄至少需要7個月。

因此，去年8月，國家出臺《全國牛羊肉生產發展規劃（2013-2020年）》，加強政策扶持和市場調控，著力提高牛羊肉生產能力，引導肉牛肉羊產業發展。對于如何解肉牛肉羊“巨型產業”之困，兩位專家均提出國家要制訂具有延展性的長期、均衡政策支持。

我國現有政策對標準化規模養殖和良種繁育有一定補貼，但和肉牛肉羊規模養殖動輒上千萬的高投入相比顯得“杯水車薪”。杜立新說，德國的肉羊補貼占養殖成本的45%，養羊效益好得很。

曹兵海呼吁在條件允許時對肉牛實行“普惠制”補貼，尤其加大對能繁母牛補貼力度，補出老百姓的養牛積極性。杜立新希望加大公羊良種補貼，“每頭種公羊國家補貼800元，能為養殖戶帶來4000多元的收入，我國良種公羊缺口還有30萬頭。”

標 準化規模養殖是迅速恢復產能、打破資源約束的主要辦法。“我國沒有實行規模化肉羊養殖（年出欄100頭以上）超過70%。”杜立新說。但如果大規模采取標 準化養殖，勢必帶來建牛棚、羊舍以及飼料、雇工等成本增加，過去曾有“富也富不過牛，窮也窮不過牛”的說法，規模化“富養”的成本很高，需要國家出臺政策 扶持肉牛肉羊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小區）建設。

促進增產另一個途徑是提高單產。我國牛羊單產水平明顯低于國際先進水平，品種是最大制約。曹兵海提出，多年來我國對肉牛品種存在無序改良現象，缺少明確的改良和育種方向。這需要國家加強肉牛肉羊原良種場、種公牛站、品種改良中心和生產性能測定中心的基礎設施建設。

對于產業布局發展，曹兵海提出充分利用南方丘陵地區，從甘蔗、香蕉、馬鈴薯、紅薯就地取材，用甘蔗渣、淀粉渣喂牛，成本比秸稈還要低，又能廢物利用，一舉多得。“釋放我國南方的生產潛力，就有希望再收獲一個現有中國的肉牛產量。”他說。

杜立新提出要進一步對我國農業區域合理劃分，宜農則農、宜牧則牧。他對新型經營主體寄予很大希望，“現在一些牧區在搞‘家庭牧場’試驗，我認為這是一個趨勢，在國家扶持下，農區搞300頭羊的牧場，牧區可以相對多一些，1000頭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