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養豬的主導模式是散養，受市場波動影響很大，并且自身抗風險能力弱，所以政府覺得應該介入，既保證供應，又保護養豬戶利益;但政府的介入，或許調節了供應，但同時又扭曲了供應，也扭曲了成本，導致虧損時養豬戶為了得到政府補貼而繼續投入，最后再次供過于求;而這時政府政策卻又減弱或退出(供應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也增加了)，導致供應急劇減少(隔一段時期就有殺母豬現象)，供不應求，價格再次上升;而這時政府為了保證供應平抑物價又再次介入，下一個循環又開始了……市場因素和政策因素疊加在一起，誰還能夠搞明白豬周期?

政府干預攪亂了豬周期？

價格是最基本的市場信號，可以調整供需關系，進而引導資源配置。如果純粹是市場化運行，市場變化就是有跡可尋的，投資者及生產者就可以根據市場來決定投資和生產。但如果政府強力介入，通過補貼、價格控制、投資審批等手段進行所謂的“引導”“調節”，就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市場信號，干預了資源配置，使市場投資者的判斷無所適從。神秘莫測的豬周期，實際就是這么來的。

行政干預導致了我們最不希望見到的結果，也與我們最初的政策目標完全背離：一是加劇了市場動蕩，二是阻礙了規模化養殖的發展。

第一個問題很容易理解，政府介入以后，市場信號就混亂了，市場預期更加模糊不清，無論是規模化生產者還是散戶都沒法判斷市場，不得不跟著政策走，但跟著政策走必然會走入死胡同。

第二問題略為復雜點，但也只是一層窗戶紙。為什么我們一直鼓勵規模化養殖，卻至今成效不大?其實，正是政府的高度介入，攪亂了豬周期，使得這個市場的投資風險大大增加，才使得市場資本不敢大規模進入養豬這個領域。

有個很有趣的例子：前幾年媒體炒作高盛“大舉進軍”我國養豬業，投資幾億美元收購若干養豬場等，有人還把這事上升到了國家食品安全的角度，呼吁要制止高盛這一行動。當時就覺得實在是荒誕無稽：中國這樣的養豬市場、這樣的價格變化，金融資本怎么可能會投入進來?別說投資幾億美元，就是投資幾十億美元、幾百億美元，也未見得能控制得了中國市場、操縱市場價格。何況，養豬的利潤率在那擺著，一年賺三年賠，哪個跨國資本能夠承受這樣的回報率?能夠承受這樣波動無常的市場風險?

政策的著力點本來應該在消費者上(即補貼低收入人群，既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又穩定市場消費預期，從而引導生產)，但長期以來我們的政策著力點卻是放在生產者上;如果說以往是不明白才這樣做，現在明白了為什么還這樣做?

權力尋租是重要原因

補貼低收入人群，怎么克扣?補多少就是多少。補貼養豬戶或者企業，財政資金一級級下去，至少要經過四級(財政部撥款到農業部、再到省，再到市、縣、鄉主管部門)才能到生產者手里，這樣起碼有兩個好處：一是解決了官員就業，每個層級都要有官員負責啊;二是增加了官員收入，不客氣地說，經過層層收取管理費(不管什么名目)以后，真正到生產者手里的，能有一半就不錯啦!套取財政補貼的也不在少數。

所以，本不復雜的豬周期，就搞成了這樣的一筆糊涂賬。而這個糊涂的豬周期，恐怕還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