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畜牧業發展的“新常態”

一是消費主導生產， 宏觀經濟形勢對畜牧業的影響加深， 近兩年尤為明顯; 二是畜牧業增產難度加大， 上世紀 80 年代肉類產量年均增長速度為 9%， 90 年代為 7.7%， 本世紀前 10 年只有 2.8%，“十二五”規劃目標僅為 1.4%; 三是突發事件多，疫情形勢特別復雜， 食品安全問題對消費信心沖擊大， 到目前為止， 仍沒有一套有效的應對辦法。

二 畜牧業發展定位

1 發展階段定位

(1) 波折發展的家庭副業時期(1949~1978年)

這一階段， 畜牧業作為家庭副業而存在， 家庭是養豬養雞的最基本經營單位， 兼有部分集體養殖。 畜牧業生產水平低， 主要利用農產品下腳料進行養殖， 專用飼料很少， 生產周期長， 出欄率低。 畜產品人均占有量低， 在食品消費中居于補充地位， 與蔬菜等統稱為副食品。 畜牧業發展總體較快， 29 年間肉類年均遞增 4.8%， 但受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出現幾次波折。 比如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期間， 畜牧業減產嚴重。 1962 年肉類產量194萬噸， 比建國初期的 220萬噸還少。

(2) 快速發展的數量擴張時期(1979~1995年)

這一階段是我國畜牧業發展速度最快的黃金時期， 1995 年與 1978 年相比， 肉類產量從856.3萬噸增加到5260 萬噸， 年均遞增6.9%。 人均占有量從不到10 千克增加到43.4 千克， 基本實現了供需平衡， 憑票供應的時代結束， 而且出現了階段性、結構性供給過剩， 買方市場特征明顯， 之后將近10 年， 生豬等主要畜產品一直維持較低價格水平， 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生活水平提高， 創造了市場需求拉動效應; 二是畜牧業領域率先放開統派購的市場化改革激發了活力; 三是種植業和飼料工業的快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3)轉型發展的提質提效時期(1996 年至今)這一階段， 在基本實現供需平衡之后， 數量擴張已不再是首要任務， 主要畜產品產量增速放慢。 18 年來， 肉類年均增長 2.7%， 與上一階段相比明顯放緩。 同時， 產量和價格波動加劇， 緊缺和賣難交替出現。 規模養殖快速發展， 小農戶逐步退出養殖業。 養殖業成本上升， 風險加大， 外部因素的影響日益加深( 如三聚氰胺事件 、H7N9、餐飲消費變化等)， 投資和技術門檻提高，環保壓力增加， 質量安全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

2 產業地位定位

(1)擁有全球最大的畜禽飼養量

我國擁有5000 萬養豬場戶， 生豬飼養量占全球的一半， 2013 年出欄生豬 7.16 億頭， 人均半頭豬。 家禽出欄量占全球的 25%， 常年蛋雞存欄13~14 億只， 人均 1 只。 鴨飼養量占全球的 70%以上， 鵝飼養量占世界的近90%。

(2)肉蛋奶產量位居世界前列

1980 年全國肉類、 禽蛋、 奶類產量分別為1205.4 萬噸、256.6 萬噸、136.7 萬噸， 2013 年分別為 8536 萬噸、2876 萬噸、3650 萬噸。 肉類和禽蛋產量居世界第一， 奶類產量世界第三。 飼料產量1.9 億噸， 已經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位。

(3)畜牧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2013 年畜牧業產值 2.8 萬億元， 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 29.3%， 農村居民家庭經營純收入中來自畜牧業的收入約占 1/6。 根據 CPI 測算原則， 豬肉價格的權重大概為 4%左右， 因此有人說CPI 是“China Pig Index”。 因為生豬的全國飼養和豬肉的全民消費， 其市場景氣與否， 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晴雨表。

(4)畜產品由副食品演變為生活必需品

1978 年我國人均動物蛋白質攝取量6.48 克，占動植物蛋白質攝取量的 12.4%; 目前動物蛋白攝取量中約 70%~80%來自畜產品， 人均動物蛋白占有量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從1978 年到 2012年， 我國人均口糧消費量從225 千克下降到 117.6千克， 而人均肉類消費量則從 8.86 千克提高到29.1 千克。 2013 年人均肉類占有量 62.7 千克， 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人均禽蛋占有量 21.1 千克， 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人均奶類占有量 26.8 千克， 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 有專家測算， 豬肉的需求價格彈性為-0.40， 雞蛋的需求價格彈性為-0.13。 畜牧業已經從家庭副業演變為事關國計民生的支柱產業。

3 目標任務定位

(1)畜牧業發展要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每年 700 萬新增人口 ， 1 000 萬城鎮化人口 ，加上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 這三個因素導致的新增肉類需求80～ 100 萬噸。 滿足城鄉居民肉蛋奶等主要畜產品消費需求是畜牧業發展的首要任務。 確保“舌尖上的安全”， 動物產品安全是熱點， 飼料和初級畜產品安全是源頭。

(2)畜牧業發展三大任務

保供給、保安全和保生態是畜牧業發展的長期任務。

三 當前畜牧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1 兩個“前所未有”

(1)困難和挑戰前所未有

畜牧業大事多、急事多、難事多， 成為社會焦點， 輿論熱點。 尤其是2009 年以來的“豬流感”、“瘦肉精”、“皮革奶”、“速生雞”等事件對行業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 消費者的不信任和猜疑越來越深。

(2)政策扶持力度前所未有

2007 年以后， 中央密集出臺扶持政策， 2006年中央財政扶持畜牧業資金38 億元， 2013 年增加到 350 億元。 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斷加大， 既有其必要性， 也有其可能性。 必要性表現在： 一是滿足城鄉居民肉蛋奶消費需求， 仍然要發展生產，立足國內保供給; 二是對農業實行支持政策是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 支持穩定畜產品尤其是豬肉價格事關穩定消費物價水平。 可能性是財政增收導致財政寬裕和“兩個趨向”論斷的提出。

2 面臨的機遇

肉蛋奶需求仍將剛性增長

據測算， 近年來每年新增肉類消費需求超過80 萬噸， 占肉類總產量的 1%左右， 雖然需求增速在減緩， 但至少到 2030 年需求增長的格局不會變。 禽蛋消費目前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未來增長空間不大， 但農村居民消費每年仍要增長3%以上。 奶類消費與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大， 預計未來幾年內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家庭奶類消費增速分別為3%和5%。

畜牧業法律法規體系逐步完善

1985 年《草原法》開始實行; 199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施行， 2007 年重新修訂;1999 年《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發布實施，2012 年重新修訂; 2006 年《畜牧法》頒布施行;2008 年《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例》發布實施;2013 年《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發布， 于2014 年 1 月 1 日實施。 至此， 農業部陸續制定了18 個配套規章。

畜牧業扶持政策框架體系基本建立

一是扶持標準化規模養殖， 從 2007 年開始，中央財政在全國范圍內支持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建設， 資金主要用于糞污處理、畜禽舍標準化改造以及水、電、路、防疫等配套設施建設， 扶持資金逐年增加。

二是畜禽良種工程和良種補貼，1998 年中央財政開始支持畜禽良種工程項目建設， 目前每年約 2 億元。 2005 年啟動良種補貼項目， 2013 年約 12 億元。

畜牧業轉型升級有了初步基礎

首先， 畜禽良種繁育體系逐步健全， 全國有種畜禽場 1.5 萬多個， 初步建成了以原種場和資源場為核心， 擴繁場和改良站為主體， 種畜禽質量檢測中心為保障的畜禽良種繁育體系。 其次，畜禽標準化規模養殖穩步推進。 2013 年， 全國年出欄 500 頭以上生豬、存欄 10000 只以上蛋雞和存欄100 頭以上奶牛的規模化養殖比重分別達到40.8%、34.7%和 41.1%。 最后， 畜牧業生產區域化進程加快。 目前生豬、肉羊、奶牛優勢區域省份出欄量( 產量) 分別占全國的 92.1% 、 92.6% 和87.4%。

3 面對的挑戰

資源壓力增大

蛋白飼料短缺問題突出： 豆粕進口依存度達80%以上， 魚粉進口依存度也在 70%以上。 畜禽養殖用地難、貸款難、技術人才短缺等問題日益突出， 畜牧業增產難度加大。

(2)環境約束趨緊

《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自 2014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規模養殖的糞污處理問題成為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兒”。 目前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紛紛出臺禁養和限養政策， 個別地方甚至出現環保部門亂收費、地方政府強拆等不正常現象。

(3)養殖風險突出

一是動物疫病風險。 疫情決定行情。 疫病造成的產業損害不僅僅是死亡損失， 更重要的是心理恐慌。 如 H7N9， 2013 年 3 月 31 日病例公布后， 消費者談禽色變， 至 5 月 1 日白條雞價格下降19.4%， 肉雞雞苗價格下降 48.9%， 一些主產區產品銷量減少了一半， 企業庫存大量積壓。 二是質量安全風險。 質量安全事件的爆發有三大危害：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沖擊和影響行業發展、損害政府公信力。 近年來的畜產品安全事件證明： 每一次事件都造成消費信心下降， 繼而尋找更昂貴的替代消費品， 影響生活質量; 同時， 因產品賣不出去， 影響生產者積極性， 進而影響畜產品供給大局。

(4)不實信息危害大， 輿論炒作危害更大

H7N9 疫情發生以來， 經過媒體的渲染， 人們談禽色變， 給養禽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黃羽肉雞受影響最大， 其次是白羽肉雞， 再次是蛋雞。最艱難的時期是今年1~2 月份， 300個監測村肉雞存欄從 2013 年 3 月份的 2 349.9 萬只下降至 1672.4 萬只， 下降了 28.8%， 為有監測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當月出欄 1 只肉雞虧損 0.85 元， 養雞場戶虧損面達到47%， 還能盈利的主要是合同戶， 龍頭企業承擔了損失。

四 下一步發展的思考

1 調結構

(1)調整農牧業產業結構

為適應口糧消費下降、動物性食品消費增長的轉變， 農業結構也應該做出相應調整。 長遠來看還是要走“糧草兼顧、農牧結合”的路子， 減輕耕地和水資源壓力。

(2)調整畜牧業產業鏈結構

產業鏈各環節脫節帶來生產波動、質量安全監管難、利益糾紛多等諸多問題。 產業化是大方向， 特別是要引導和鼓勵種植、養殖、加工、流通等環節形成從松散型到緊密型的結合。 調整產業鏈結構需要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相結合。

2 控風險

一是控制疫病風險， 不但要關注動物重大疫病， 也要關注常規疫病， 同時應提高傳染性疫病的動物撲殺補助標準， 健全政策體系。 二是控制市場風險， 應建立健全生產預測預警體系， 探索更符合畜牧業生產實際的調控方式， 同時重視媒介事件的應對， 從應對體系、應對預案等方面逐步加強。

3 提效率

要不斷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 有效應對比較效益下降， 最終還是要提升規模化水平。 解決好科技入戶的“最后一公里”問題， 提高母畜禽生產效率十分關鍵， 是畜牧業發展的戰略性問題。

4 保質量

安全的畜產品是生產出來的， 抓生產和抓監管要“兩手硬”。 質量安全分段監管弊端多， 應推行“從地頭到餐桌”的全產業鏈管理。

5 促環保

推行農牧結合、種養結合的經營方式， 加大糞污資源化利用的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