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在首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發表題為《打破思維定勢，釋放發展潛力》的演講。他認為，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通貨緊縮是當前的主要危險。解決當前的問題，短期的措施和長期的措施要結合起來，哪一方面都不能偏廢。就當前來看，最重要的就是打破傳統的思維方式，用改革的新突破來釋放發展的新動力，從而實現經濟的止跌回升。以下為演講內容：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

三季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傳遞了重要的信息，我們GDP的同比增速下滑到7.3%，8月份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同比下降了6.9%，工業生產者的出廠價格指數已經呈現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幅度下降到2%以下，這說明持續了三年多的經濟增速下降的趨勢仍然沒有改變。因此，我說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通貨緊縮是當前的主要危險。當然出現這樣的狀況，是當前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也有經濟周期的影響，但是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我們對市場經濟下產能過剩這個主要特征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如何解決這個過剩?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有效的辦法。

那么，對計劃經濟下的主要問題是短缺。我們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經找到了有效的解決辦法，也就是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來增加供給，解決了困擾幾十年的商品匱乏的矛盾。馬克思曾經在他的《資本論》里面分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生產能力的無限擴張和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它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我覺得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對于我們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適用。你既然要搞市場經濟，都逃脫不了這個基本的經濟規律。現在我們說是產能全面過剩，需求不足是產能過剩這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夠有效地采取對策，那么經濟增速下滑的勢頭就難以遏制。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什么時候能夠實現止跌回升。我認為，如果經濟增速持續下滑，我們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威脅不是虛擬的，不是嚇人的，而是存在著現實的可能。因為世界上多數國家在人均GDP達到我們現在這個水平的時候，也就是人均6000美元、7000美元的時候，遇到一個檻邁不過去了，有幾年上去了，過幾年通貨膨脹又下來了。在人均幾千美元這個中等收入水平上，上上下下折騰了幾年了。如果我們不能有效的對付這個矛盾，我們就很難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因為世界上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也只是少數。

那么怎么對待這個問題，我覺得是不能盲目樂觀，現在有一些人整天在這兒形勢大好，盲目樂觀，我覺得不能盲目樂觀，不能掉以輕心，而且要認真地研究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講，就是要靠發展方式的轉變，靠結構的調整，來使我們的經濟增長由過去主要依靠投資和消耗的增加轉變到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軌道上來。但是大家應當看到，通過自主創新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使我們的產業結構由現在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為主，轉變到以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品為主，他是需要有個過程的，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時間，你希望它通過幾年的時間就實現是不現實的。所以從短期來看，還是需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靈活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增長。現在美國、日本和歐洲都在刺激經濟，我們對“刺激”這個詞現在忌諱，不敢講。宏觀調控當然要刺激經濟。我們政府的債務率不到40%，在全世界都屬于最低的水平，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有很大的空間。我們的通貨膨脹率這么低，運用貨幣政策適度的刺激經濟增長，也是宏觀調控應當實施的正確的舉措。有的講中國的M2已經很高了，是我們GDP的兩倍，所以貨幣不能再發了，但是他們沒有看到另外一個數，我們GDP的證券化率很低，我們的股票市值只相當于GDP的40%，發達國家都相當于100%多了。所以我們經濟的證券化率很低，再加上發達國家的金融衍生產品，美國的金融衍生產品300多萬億，所以我們這個貨幣的周轉速度很低，再發點貨幣沒什么危險，不會出現通貨膨脹，我們不能整天盯住豬肉價格來搞宏觀調控。所以解決當前的問題，短期的措施和長期的措施要結合起來，哪一方面都不能偏廢。就當前來看，最重要的就是打破傳統的思維方式，用改革的新突破來釋放發展的新動力，從而實現經濟的止跌回升。

第一，要打破農民工市民化會加大城市壓力的思維模式，釋放城市化的潛力。

我們現在農民工在城內有2億多人，如果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那么他們在城里能夠買房子，把老婆孩子遷到城里來，那么這個城市的你的農民工就能成為熟練的產業工人，有力地支持城市產業的發展。所以他對這個城市經濟發展是一種支持，不要看成是一種壓力，是一種包袱，是一種負擔。我們國內有些城市現在善待農民工，那么農民工在這兒留下來了，我覺得這會有力地增強這些城市的競爭力。

第二，要打破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會沖擊農戶的主體地位和18億畝耕地紅線的思維定勢，釋放土地和勞動力的潛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農村制度的三大改革：一個是承保地可以抵押擔保轉讓;一個是宅基地可以擔保轉讓;一個是建設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以與城市土地同權同價。這三大改革等于是我們三中全會送給農民三個大紅包，但是由于我們有傳統的思維定勢，這三個大紅包現在很難進入到農民的口袋里去。如果把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加以推進，它不會沖擊到農戶在農村的主體地位，因為農民他可以通過搞規模化經營提高他的經濟效益和收入，使他真正成為一個體面的職業。

另外，我們現在農村的宅基地一共占了17萬平方公里和2.55億畝，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間它的土地都是增加的，因為農民轉到城市以后，它的建設用地要少了。現在我們一個農民占有的建設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倍多，所以這個改革有利于釋放巨大的勞動力潛力和土地潛力。

第三，要打破一講到發展就是上工業項目的思維定勢，釋放第三產業的發展潛力。

待會這個題目我們遲福林院長要專門講解，那么我這里說的就是我們長期以來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第三產業不創造價值，創造價值的就是工業、農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所以對第三產業的發展采取了種種限制性措施。現在適應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改革，降低第三產業的用地、用水、用電的價格，特別是對第三產業申辦的企業，資本金由實繳制改為任繳制，方便企業的登記，這就為第三產業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現在我們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例不到40%，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是50%，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60%，如果我們通過這些改革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可以新增就業崗位1億個以上，所以第三產業還是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允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各類中小商業銀行。現在我們商業銀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美國有8000多家銀行，我們現在充其量只有幾百家銀行，我們國家人口這么多，現在我們中國資本的利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去年一年期貸款利率是 1.25%，日本只有1%，為什么中國企業貸款利率這么高呢?就是因為不充分競爭的結果，壟斷的結果。只有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強化競爭，才能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而監管，三中全會早就講了，對大量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交給地方政府，同時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用市場機制來化解風險。

第五，要打破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的思維模式，釋放民間投資的潛力。

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包括環保，等等，長期以來都是靠政府來投，政府沒錢了，所以就造成供給不足。現在我們整體從生產資料到消費資料都是過剩，只有公共產品是供給不足。供給不足的原因就是資金的投入受到了限制。那么現在有一個好辦法，就是PPP，政府和企業合作的模式，給企業實行一個特殊的政策，就能把社會資金引導到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領域來。比如說鐵路，我們現在只有10萬公里，美國有20萬公里。比如說管道，我們現在一共才5萬公里，美國有50萬公里。比如說地鐵，2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有地鐵，中國有40多個，但是有地鐵的城市沒有幾個。像環保，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等等，脫銷除塵，現在正是加大投入的時候。那么采取一點特殊的政策，把社會資金引進來，這些問題就能夠得到很快的解決。

最近我跟財政部他們合作，打算成立一個PPP的行業協會，建立一個PPP的研究院，PPP研究院設在我們深圳，還準備搞一個PPP信息的融資平臺，在深圳爭取11月份開一個PPP的投資洽談會。PPP，可能是政府融資平臺和政府在建的最好的一個替代平臺。

第六，要打破住房、汽車市場已經飽和的思維定勢，釋放居民住、行需求的巨大潛力。

住房和汽車是未來十幾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熱點，但是現在由于這樣那樣的問題，這兩個熱點現在都出現問題了。表面上看是已經飽和了，而實質上是我們沒有把需求的潛力挖掘出來。就住房來看，幾個少數的城市價格漲得很高，包括深圳在內，而多數在二三線城市和城市周邊的縣區，像我們北京市三環路以內可能是幾萬塊錢，但是從三環路開車出去跑半個小時，房價一下子就降到幾千塊錢了。所以通過交通，通過其他一些辦法，我們住房的市場，特別是農民工進城了以后，城市化帶來的住宅建設的需求還是很大的。汽車也是這樣的，現在汽車賣不動了，但是我們每千人的汽車保有量現在只有18%，所以汽車、住房這兩點消費熱點還有巨大的潛力，有待于通過改革把這些潛力釋放出來，從而支撐未來十幾年的快速增長。

如果我們全面的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這些增長的潛力釋放出來，我認為到2030年之前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是完全有條件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