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來，為扶持生豬生產穩定發展，防范生豬市場異常波動，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能繁母豬補貼、能繁母豬保險、疫病防疫補助、生豬良種補貼、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強制撲殺補償、屠宰環節病害豬無害化處理補助、生豬調出大縣獎勵、完善生豬生產消費監測預警體系、增加豬肉儲備規模、支持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基礎設施建設等。據統計，這些支持措施的出臺，對促進生豬生產的快速恢復和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中國生豬出欄量從2007年的5.7億頭，上升到2008年的6.1億頭，再進一步上升到2009年的6.5億頭和2010年的6.7億頭，3年內增長了近18%，大大高于此前年均增長4%的正常水平(2014年出欄量達7.35億頭)。但是中國的生豬市場并未因生豬補貼政策而走出多年來大起大落的周期怪圈，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國豬肉價格暴漲，嚴重影響居民生活，隨即政府推出一系列補貼政策，刺激了生豬養殖，導致2008年下半年豬肉價格回落，甚至暴跌，許多養殖者損失慘重，現在又出現因生豬數量減少而導致豬肉價格上漲的情況。所以，從實際情況看，有必要對這一系列優惠政策進行思考和討論。

美國與中國類似，都對國內的生豬產業提供補貼，美國的經驗會為我們認識和評價中國的生豬支持政策帶來啟發。

一、美國生豬產業現狀

美國生豬業生產變化趨勢是：隨著美國生豬養殖越來越產業化和專業化，生豬養殖場的規模在擴大而數量卻在減少。1984年美國有43萬個豬場，到1996年下降到不足20萬個。20世紀80年代規模豬場生產的生豬占美國市場的34%，90年代上升到65%。長期以來中國生豬養殖以散養為主，近年生豬產業規模化趨勢明顯，但與美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2008年50頭以上出欄量的規模養殖戶的總出欄量占全國出欄量的55.95%(韓洪云等，2010)。

美國是養豬大國，生豬出欄量和豬肉產量都僅次于中國居世界第二位。20世紀90年代，美國生豬生產連年下降，進入21世紀后，生豬存欄量有所回升，2009年生豬出欄量約1.1億頭，養豬行業每年為美國創造約80萬個就業機會。

美國是世界豬肉的第三大進口國，加拿大和丹麥是美國進口豬肉的最主要來源國，分別提供美國進口需求的80%和12%。近年來因加拿大養豬產業的迅速發展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美國從加拿大進口豬肉的數量激增，每年進口量約600萬頭。此外，美國還向墨西哥和中國等亞洲國家出口的活豬。隨著中國對豬肉需求的不斷提高和國內豬肉價格的上漲，中國從美國進口了大量的豬肉，2011年1-7月累計進口美國豬肉9080萬kg，比2010年同期大約增加5倍，一躍升為美國豬肉出口的第五大市場。

二、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及其對生豬產業的政策及其對生豬產業的有利影響

美國的畜牧業、種植業和林業都十分發達，其農業補貼政策在保持三大農業部門相對平衡的發展上起著重要的作用。美國農業補貼政策的現實運作顯示出以下特征：補貼數量高，補貼范圍主要集中在糧食、油料、豆類、乳制品等少數農產品上，由于各種補貼與農產品的生產面積和產量直接掛鉤，巨額的農業補貼主要流向少數大規模農場，補貼方式由價格支持轉向收入支持，補貼環節由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美國農業補貼集中性強，在1999--2001年給予農場主的642億美元的直接補貼中，超過90%的補貼僅僅投向5種農產品——小麥、玉米、棉花、大豆和稻米(宋士菁，2003)。這些產品得益于農業補貼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成為美國出口的主要農產品。比較起來，中國的農業補貼面廣、分散，各具體類別上所獲的補貼數額很少。負面效果是補貼難以集中發揮效能，補貼的效果較差。

美國生豬產業的發展受益于對畜牧業和種植業的補貼。美國畜產晶補貼政策主要有以下幾點：①財政基礎性投入。主要包括草場資源的保護、畜牧科技支持和對農牧場主的支持。②收入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奶牛收入損失合同項目、牲畜補償項目及家畜援助項目等，其中只有家畜援助項目惠及生豬養殖。該項目針對在2003年和2004年由于干旱、高溫、疾病、蟲害、洪水、火災、颶風、地震、嚴重暴風雪或其他災害等造成損失的家畜生產者提供補償，并且補償沒有上限。③價格支持政策。主要對牛奶及其制品實行價格支持計劃。④促銷計劃投入政策。該政策旨在促進畜產品的出口，主要包括市場準入計劃、外國市場發展計劃、乳制品出口激勵計劃等。但是美國沒有針對生豬出口的促銷計劃。美國畜產品補貼政策的重點是乳制品，享受價格補貼、收入補貼、價格支持和促銷計劃補貼。而生豬養殖僅享受到財政基礎補貼和收入支持項目在遭受到自然災害后在特定時間和地區對特定項目的補償。分析可見，畜牧業補貼政策對生豬產業的直接支持有限。

美國生豬產業的發展更得益于種植業的補貼政策。據統計。2000--20()4年美國政府平均每年對玉米補貼約45億美元，對大豆補貼約20億美元。此項補貼促進農產品產量的提高，1996--2005年玉米和大豆的產量分別提高了28%和42%，同時價格則分別降低了32%和21%。可見，補貼主要被用來彌補了不斷下降的價格，所以生產谷物的農場并沒有得到什么好處，而美國的畜牧場和大型的農業公司卻成為玉米和大豆補貼的最大受益者。據美國農業部估算，約有60%的玉米和47%的大豆作為飼料用于美國國內畜牧業，飼料費用占生豬總成本的47%，低廉的玉米和大豆為生豬生產者節省了大量成本。肉類食品公司采購了大批低價飼料，這意味著接受政府間接補貼平均每年達36億美元，5年共計180億美元。

三、對美國農業補貼政策的思考和對中國生豬產業的啟發

治病要治標更要治本，美國對生豬產業的支持主要是通過支持豬的玉米和大豆飼料來實現的，這種效應或許是美國政府有意為之，或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總之，美國的生豬產業從中受益匪淺。美國政府只花了支持農產品(玉米和大豆)的費用而收到了兼顧支持生豬產業的效益，可謂一箭雙雕。從政策的效率角度評價，美國的種植業補貼政策是很有效率的，這種治病治本的方法可以為中國借鑒。在中國東北地區是依托飼料資源的生豬生產產區，就可以通過對當地的飼料作物進行補貼，來支持該地區的生豬產業。

東北地區因糧食轉化潛力大，正在成為養豬新區。張振(2011)計算得出。2009年中國生豬生產96%以L集中在包括遼寧、黑龍江和吉林等22個省份，1978--2009年中國各省份生豬生產布局指數的變動情況顯示，東北3省的總體走勢呈上升趨勢。東北地區是中國玉米主產區，飼料資源豐富，生豬生產的規模化、組織化程度較高，生豬加工業相對發達，雙匯、得利斯、金鑼等多家國內知名企業相繼在東北建立豬肉加工企業。從1992年開始，東北地區結束了生豬調入的歷史，并出現了“北豬南運”的現象，南北方生豬差距明顯縮小。

中國生豬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是飼料價格，受國際糧食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玉米等主要飼料原料價格持續高價位運行，加之國內深加工消耗玉米量增加，加劇了飼料用玉米的供應緊張狀況，且這種趨勢短期內難以緩解。養豬業為耗糧型畜牧業，需要消耗大量的玉米、大豆等糧食作物，為了降低成本，要將糧食就地轉化為畜產品，養豬主產區就應分布在玉米、大豆、小麥等糧食主產區。

東北地區是全國公認的飼料優勢產區，玉米總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28.6%，大豆總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38.1%。玉米、大豆產量均超過黃淮流域的河南、河北和山東，是全國飼料原料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本地因氣溫低豬肉消費量大，如果在吉林或其他地區建立生豬生產基地，供應東北3省，可能其飼養成本因自然條件而比四川等關內省份高些，但本地銷售節約了運輸成本，考慮到今后運輸價格還要調高，效益將更加明顯。但張振(2011)通過利用1992--2009年生豬生產省域層面的面板數據計算得出糧食稟賦對生豬布局影響不顯著。我們不能單憑這一結果就得出糧食稟賦對發展生豬養殖無作用的結論，這說明東北地區的飼料優勢沒有發揮出來。究其原因，可能因東北地區生豬養殖發展晚，所以成本優勢見效慢。所以，為了發揮其飼料成本優勢應在東北3省施行有針對性的補貼政策，重點補貼玉米、大豆等飼料作物。

美國生豬生產的規模化和專業化不僅提高了產量，還逐漸形成了縱向聯合的肉類生產體系，配合發達的供應鏈，減少了交易成本。大型肉類生產企業控制了肉類生產的全過程。從飼料加工、遺傳育種、機械化飼養，到養殖、屠宰，再到包裝、配送，形成了完整的縱向一體化的體系。由于價格來自合約，單個廠商不敢人為降低價格，從而保證了價格的穩定。中國也需要建立生豬生產的高效產業鏈。目前中國還只是在生產環節為農戶提供支持，但是在生豬產業鏈中，處于終端的零售商仍然可以通過信息不對稱把養殖戶在生產階段所獲得的好處抵消掉。在生豬價格上漲時，批發商和零售商隨之迅速提高豬肉價格;在生豬價格下跌時，他們利用消費者對價格的適應性和終端銷售價格下跌的滯后性獲取利潤。出現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生豬產業不配套，形成銷售環節的行業性壟斷。如果各地都有一定數量的集養殖、加工、銷售一條龍的企業，那么市場效率的發揮就會更充分些。東北地區的發展重點是發揮成本優勢，建設一批高標準的生產基地，做大做強龍頭企業，進行精深加T，確保大中城市的供應。所以，中國在制定和實施生豬支持政策的同時也應該著眼于建立生豬產業鏈，鼓勵各地發展一些適度規模的集產供銷于一體的龍頭企業，只有產業鏈整體發展了，政策的施行才更公平、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