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悠久的農耕文明史和飲食文化形成了對豬肉的特殊偏愛，造就了世界生豬養殖量和消費量第一大國的地位。盡管過去一年中國生豬產業舉步維艱，但生豬出欄再創新高。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的生豬年末存欄為46 583萬頭、出欄量達73 510萬頭，同比2013年分別下跌1.7%、增加2.7%。這些宏觀數據的漲跌變化，折射出中國生豬產業正經歷著巨變前的陣痛，2014年恰是這一變化集中呈現的一年，必將在中國生豬產業發展歷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上一個十年，中國生豬生產年均增長幅度2.38%，處于“2時代”，預計未來十年豬肉產量增長將進入年均增長幅度1%左右的“1時代”。生豬產業也不無例外地經受著“新常態”的考驗，這一事關國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健康質量、首當其沖的最大動物源食品產業，能否盡快順應潮流，改造現有生豬養殖和營銷模式，實現順勢轉型升級，是每個養豬人必須深度思考的問題。
1、生豬產業整體進入微利時代
回顧近十年來，中國生豬業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6年底，“豬賤傷農”導致不少養豬戶大量淘汰能繁母豬，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以穩定生豬養殖業，使得2007年底全國豬肉零售均價接近26元/kg，一些地區甚至高達40元/kg，毛利達1 000元/頭，創下歷史最高水平。2011年后豬價一路飛漲，平均凈利潤400元/頭以上，被認為是一個“暴利”行業，引發各路資本紛紛跨行進入養豬業，加速規模化養殖發展的同時，也把養豬業帶進利潤低谷，甚至導致供大于求的不利局面。緊接下來的3年，養豬成本逐年上升，利潤持續下滑， 2012年和2013年則分別降到75元和50元，2014年幾乎陷入全行業虧損，每出欄一頭生豬平均虧損300元以上，有的甚至每頭虧損達到500元。打亂了“一年賺，二年平，三年虧”的豬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中國生豬產業將整體進入微利時代，全行業必須考慮新的盈利模式。
（1）生豬價格步入下行通道。
隨著中國規模化養殖的快速發展，生豬生產力水平逐步提升，豬肉供給能力穩定，甚至出現供給略大于需求的現象。在這種大背景下，生豬、豬肉價格呈緩慢下降趨勢，2011年以來生豬價格呈現震蕩下跌，整體步入下行通道。
（2）利潤低微甚至虧損。
多年來，中國生豬養殖高度依賴于玉米、豆粕等主要飼料原料，受制于國際市場的價格影響，呈現出持續緩慢上升，助推了生豬養殖成本居高不下，導致生豬養殖利潤逐年下降。2013年生豬利潤全行業利潤為0，根據全國農產品收益數據顯示，2013年，生豬出欄散養戶虧損0.92元/kg，由于同期成本保持高位，相應地成本利潤率出現同樣趨勢。2014年，生豬養殖虧損面進一步擴大，4月和7月每頭豬分別虧損300多元和70多元。2014年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39家綜合試驗站的年報數據也顯示，出現虧損0.98元/kg，而相應地2011—2012年分別為盈利3.88元/kg、0.75元/kg、0.66元/kg。
（3）上市體重不斷增加。
為應對生豬價格的持續下跌和利潤率的持續下滑，養殖戶普遍采用提高上市體重來增加總體收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固定成本的攤銷。2013年中國生豬的平均上市體重達到115 kg，比2008年提高5 kg，有效提高了頭均產肉效率，也符合目前世界養豬發展的趨勢。與此同時，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為應對未來生豬上市體重不斷提高的需要，自2014年起，在國家生豬核心育種場推行種豬性能測定終測體重提高至115 kg，為未來培育后期生長潛力大的新種豬奠定了基礎。
（4）豬肉價格與國際市場的關聯性逐步增加。
2014年，中國與美國和歐洲的生豬價格上升下降的走勢基本相近，只是比歐洲的走勢滯后2個月，與美國相比滯后2～3個月。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國際豬肉市場的波動正通過豬肉貿易、飼料原料貿易、動保產品貿易、市場信息流動等途徑傳導到中國，生豬產業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將越來越大。
2、土地與環保壓力倒逼生豬產業轉型升級
（1）新環保法實施。
早在2001年，原環保總局就已頒布了《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但整體效力有限。近十幾年來，隨著中國畜禽養殖規模化、標準化的快速發展，畜禽養殖帶來的環境問題日益凸顯。例如，2009年東莞政府以環境治理難為由頒布了“禁豬令”；2013年3月的“黃浦江漂浮死豬”事件一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2014年4月又相繼報道青海、湖北、江西等地出現“死豬漂流”事件。
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環保法，其法律條文從原來的47條增加到70條，首次加入了對拒不改正的排污企業實施按日計罰、對嚴重的違法行為采取拘留、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在面對政府的違法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時要引咎辭職等內容。對于養豬業而言，新《環境保護法》要求各地要劃定禁養區、限養區、適養區，養殖場污染防治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使用，必須安裝并正常使用自動監控設備，污水和惡臭氣體排放按規定管理。病死豬需要有動物衛生監督機構進行無害化處理等。
（2）散養戶的轉型。
長期以來，中國生豬產業以中小型散戶為主，以廣東省2012年的年鑒數據為例，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豬場超過1萬家，占全省60%，僅有30%的豬場建設了大、中型沼氣處理設施，取得排污許可證的更少，2014年廣東省給予生豬年出欄5 000～5萬頭的標準化養殖場可以申請補助50萬元，優先安排廢棄物處理設施的改擴建，但是小型散養戶幾乎很難得到這類政策上的支持。一些小型散養戶迫于資金壓力選擇了退出養豬業，更多地養殖戶主動開展轉型升級。
（3）生豬養殖回歸循環農業的正確地位。
長期以來，為滿足消費者的豬肉需求，生豬生產保持高速增長，忽視了生豬養殖過程糞、尿、病死豬等資源的管理和利用，導致部分區域生豬養殖源頭控制不合理，甚至超過當地土地承載量等環境問題，不得已花費大量的資金進行養殖場糞尿的處理。隨著新環保法的實施，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化利用將成為養殖企業依法經營的重要要素，養豬企業必須持續探索適合各區域生態特點的模式，其基本原則應該遵循“減量、無害、再利用”的生態養殖模式，讓生豬養殖回歸循環農業的正確地位。
3、中國生豬產業布局再調整
（1）生豬養殖布局變化全面提速，產、銷區加速分化。
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2000—2013年間，東北3省、西北5省生豬出欄占有量分別上升了2個、1.1個百分點，而東部4省則下降了1個百分點，中部7省和西南5省（區、市）則略有下降，但仍然為中國生豬主產區，2013年這2大區域生豬出欄量占全國總出欄量的68%。近年來，一大批實力雄厚的上市公司和龍頭企業紛紛把目光投向這些新興發展區，生豬產業發展持續提速，東北3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和西部5省（區）（陜西、內蒙古、新疆、山西、甘肅）在2007—2013年期間年均增長率保持5%以上，目前該區域內豬肉產量808.29萬t，占全國豬肉總產量的14.71%，為滿足中國豬肉需求增長需要，將力爭到2025年豬肉產量超過1 000萬t，年均增長2%～3%，成為中國豬肉產量增加的主要區域。
（2）西部地區競爭力逐年上升，而東部地區競爭力整體下降。
綜合各種資源和要素、市場需求、產業鏈配套、產業能力等4個領域20個關鍵指標，采用無量綱化處理分析結果表明，2000—2011年，中部地區的競爭力最高且相對平穩；東部地區競爭力盡管仍保持一定競爭力，但呈下降趨勢；西部地區盡管目前競爭力仍較低，但呈上升趨勢。其中山東、河南等中部省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了較強的競爭優勢。
（3）產業兼并與整合提速。
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國生豬養殖企業的發展基本上依賴于自身的積累，在數量需求、供求緊張的大環境下，溫氏、牧原等公司通過穩步推進，實現年均增長率30%以上的發展速度，如廣東溫氏食品集團有限公司1999年才涉入養豬業，2014年報披露的全年上市肉豬達到1 218.27萬頭，成為僅次于Smithfield的全球第二大養豬企業，也是全球增長最快的養豬企業。時至今日，依靠自身積累的發展模式正在被資本、土地等各種資源要素整合為前提的發展模式，如牧原股份通過進入資本市場，快速發展大型集約化母豬場，溫氏食品也完成整體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一些小型養殖戶也開始轉向與溫氏等大型養殖企業集團的合作，實施專業化育肥，預計在今后一段時間內這種合作模式將驅動中國生豬產業的發展，生豬產業布局的再調整在產業整合上也將呈現更加激烈的變化。
產業整合實質是以企業為主體，以產業為框架的市場整合。對生豬產業而言，產業整合將通過統籌優化分配各環節利益、穩定市場價格、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競爭力。從國外成功企業的經驗來看，盡量延伸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一個勢力雄厚的公司通過兼并整合在不同環節具有優勢的各種企業，重新優化組合形成超大型的集團，通過自身的飼料生產、種豬培育、商品豬養殖、屠宰加工、流通銷售等，減少各個環節的相互制衡和費用，共同抵御各個環節的市場風險，從而能夠獲得合理的穩定利潤。2013年雙匯國際以總價71億美元完成收購Smithfield，鑄就了中國食品業迄今最大的一起海外并購案，并購交易的成功對于雙方來講是互補互贏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美國對中國的豬肉出口量，為解決美國豬肉消費的持續萎縮，提供了伸向國外發展的機遇；另一方面，有利于雙匯進一步優化調整其產業結構，同時Smithfield充足的原料供應也將降低雙匯的產品成本，提升自身在肉類加工行業的競爭力。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一并購迫使中國生豬養殖企業面臨更加來自國際企業的競爭壓力。事實上，目前中國的生豬產業兼并和整合尚處于起步階段，如中糧集團、雛鷹農牧、正邦集團、金新農、揚翔集團等，絕大多數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將進一步受到擠壓，整合或被整合都迫使其進行決斷。
除此之外，隨著生豬產業的發展，對人力資源職業化與專業化需求更加迫切，技術服務的托管模式快速發展。大數據與電商對傳統生豬產業的影響日益凸顯，并快速滲透到產業發展的各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