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溫氏集團CEO溫志芬在公開場合宣布，當年溫氏生豬出欄預計達到1200萬頭。而2013年，該公司生豬出欄則為1013萬頭。就在去年11月，雛鷹農牧對吉林子公司增資1.5億元，投產之后，該公司的生豬產能將由目前的360萬頭提高到760萬頭。而2010年上市以前，該公司的養豬區域僅限于河南省的局部地區，但上市后利用資本市場雄厚的資本優勢，不斷擴張養豬版圖，先后在吉林、內蒙古和西藏等地區投資了大型養豬項目。

也是在去年的11月，牧原股份與河南省滑縣人民政府簽訂《滑縣年出欄40萬頭生豬產業化項目合作協議書》，將建設年出欄40萬頭生豬產業化項目，項目固定資產投資約為人民幣3.9億元，預計五年內全部達產。據悉，牧原股份在河南省鄧州市、南陽市臥龍區、唐河縣和扶溝縣分別建設了年出欄規模為200萬頭和150萬頭、30萬頭和35萬頭的生豬養殖基地；在湖北省鐘祥市、山東省曹縣建設年出欄規模為140萬頭和45萬頭的生豬養殖基地。如果擴張項目全部達產，牧原股份的產能將超過600萬頭。至此，牧原股份也開始利用資本優勢，走上養豬擴張的道路。

還在路上的資本大佬，諸如大北農集團，則計劃到2020年在東北三省控養1000萬頭生豬。都是大手筆，真可謂一山還比一山高。

但在行業持續低迷，養殖者看不到行業低谷盡頭的當前，資本大佬的極速擴張，真讓人心生詫異：他們何以如此？產業化模式利弊共存動則控養生豬上千萬頭，少則數百萬，而他們的養殖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合作養殖、合作建場方式，還有一種自育自繁自養的一體化產業鏈模式。關于模式的問題，北京青麥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首席生豬分析師陳來華提供的數據顯示，雛鷹農牧就是采取的合作養殖和合作建場方式。合作養殖是將自有畜禽交予農戶在公司養殖場進行養殖；農戶按照公司養殖流程接受飼料供應、防疫、技術指導和封閉管理，但具體養殖方式由養殖戶自行決定；養殖周期結束，公司按照農戶養殖成果支付農戶養殖利潤。而合作建場是部分養殖場由農戶按照公司要求自行建設后，租賃給公司使用。“牧原股份則采取的是自育自繁自養的一體化產業鏈模式，公司將飼料加工、生豬育種、種豬擴繁、商品豬飼養等多個環節整合成一個完整產業鏈，全部自己投資建設完成。”他說。這兩種代表性的產業發展模式是當前企業化規模化養豬的主流途徑。但陳來華據此置評：雛鷹農牧的“公司+基地+農戶”模式利于公司發展期搶占地盤，擴大生產規模，但長遠看，將會給管理和食品安全帶來難度。牧原股份的一體化養殖模式利于產業鏈的風險控制，食品安全控制，但生產投資額度大，糞便集中堆積可能給周圍環境帶來壓力。不能因為缺肉就降低養殖門檻“一個企業能養千萬頭豬，的確有能力，但應該考慮和其他的養殖群體合作溝通協調，看市場如何匹配。不然，豬是養出來了，但禍害了其他的養殖群體，還把市場弄壞了。”在去年湖北省荊州市舉辦的健康養豬大講堂上，全國畜牧總站總畜牧師石有龍作了上述評述。石有龍稱，眾多游離資本進入到養豬的行業的確是好事，但需要有序，這將引發未來在生豬養殖組織化程度上的變化。而同時，養殖需要門檻，不能因為缺肉就無序。中國養豬高成本運行長期不可逆轉是既定事實。

他分析，一方面，目前養豬的飼料成本占到62%~64%，而國內玉米比美國貴40%~60%，甚至達到80%。另一方面，在豬舍的建設方面，需要計算成本，養豬不能光靠技術先進與否，實惠也很最重要。石有龍透露，此前接觸到山東當地一個比較先進的現代化豬舍，全部實現了自動化管理。技術升級無可厚非，但這無疑會增加成本，并最終傳導至豬價上。

這種擔心不無道理，某些企業一味地不計成本地采用先進技術、自動化技術，這種現象并非個案。理性地看，因為資金雄厚，養豬就可以不考慮成本的問題，是一種極為任性的行為。石有龍稱，目前解決行業這種無序狀況的希望，最終可能會落在組織化程度高的、真正的合作社上，即農民自發成立，不以贏利為目的，但與農民的養豬聯系得相當緊密的合作社，可以說是緩解豬價波動的有效主體。

針對資本擴張養豬的事實，石有龍評價，國外養豬行業極為罕見有成為資本家的人，但豬肉加工領域卻大有人在。而反觀國內，資本掘金生豬養殖行業的背后，大多都是行業的資本家、冒險家。但是話又說回來，“以后無論誰養豬，降低成本是未來行業內需要主要突破的問題，入行需要慎重，養豬也需要且行且算計。”石有龍強調。產業資本擴張可能延長行業低谷期目前，資本大肆進軍養豬業，大規模擴張呈現無序的狀態。湖北省荊州市養豬俱樂部理事長何信龍稱，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擴張增加的規模產能，大于目前每年散戶退出的市場份額，這是導致養豬行業持續超常規低谷期的重要原因，需要引起政府、社會的共同關注。

看不到市場低谷的盡頭是目前養豬戶的普遍心態，何信龍解釋為三個理由：第一是上游飼料的成本。國內飼料成本是美國當地的2倍~3倍，中國的豬肉自然無法和美國的豬肉競爭。而且，隨著關稅貿易總協定的放開，未來的稅點會越來越低，國內的壓力也會越來越大。而且，農業產業政策壓力盡顯，目前農民土地少，多數人種少數地，農產品價格的回歸什么時候到來，還是個未知數。如果不能讓少數農民種多數地，飼料成本是降不下來的；第二是養殖戶自身的問題。養豬效率目前確實是低，如何提升管理效率是一個長期的問題，要使PSY達到20頭以上，如果解決不了，將無法生存；第三是下游的屠宰商。養豬戶和屠宰商只是一種簡單的買賣關系，2014年養豬戶平均每頭豬虧200元，而屠宰商平均宰一頭豬卻賺了100元~200元。

正常的水平應是屠宰商殺一頭豬可賺20元~50元。可現在，屠宰商花兩天時間宰一頭豬賺200元，而養殖戶經過了10個月的養殖卻虧了200元，說到底這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調整的問題。“生豬養殖是系列的問題，不是完全市場化就能解決的。若完全市場化，有可能出現災難性的格局，就是大量母豬減少以后，生豬行業生態得以重構。”何信龍說，中國人吃肉的問題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解決不了，必須自己解決，而未來養豬，既要走法國家庭養殖的模式，又要有美國的工廠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