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4年肉牛牦牛產業特點及存在問題
1.1 基本特點
散戶散養仍是主體。散戶加速退出,規模場戶增速動力不足,牛肉減產。牛源不足和土地、用工、環保及飼料的成本上漲等因素加劇牛價上漲,異地育肥規模快速萎縮,屠宰產能過剩。活牛與牛肉間微小的價格差以及犢牛、架子牛與育肥牛的價格倒掛,致使產業仍處微利狀態。預測年末存欄不足6000萬頭,其中能繁母牛不足2000萬頭,牛肉減產約20萬噸。牦牛存欄約1900萬頭,肉產量約33萬噸。產業轉型處于迷茫、混亂期。
牛肉需求強勁,呈全民、常態、年輕化趨勢。活牛和牛肉進口量劇增,走私進口嚴重。
由牧場到餐桌的全產業鏈模式和圍欄育肥模式迅速普及,“規模化母牛養殖”成為規模場企的沉重負擔。半農半牧區和南方的肉牛產業持續加速發力。投融資機構和非涉農企業加速涉足肉牛產業。
1.2 產區變化
牧區及半農半牧區、東北和西部的農區及南方省區繼續向母牛養殖及育肥主產區轉變。半農半牧區和南方產區的屠宰加工能力迅速上升。中原農區向技術質量型、全產業鏈型緩慢轉型。“活牛不出省、牛肉天下行”產業模式已成主流。
1.3 效益與安全
產業整體凈收益無明顯提高。規模場戶的增加仍不能抑制散戶退出造成的產業萎縮。碎片化的與肉牛和牛肉產業相關的各類政策及措施,流于形式的疫病防控體系,隔離的種養二元結構,以及片面追求養殖規模化和標準化的非理性投資行為漸成提高產業效益的瓶頸。走私進口、私屠濫宰、弒母殺青嚴重動搖了產業基礎。疫病撲殺補償金不抵養殖成本,活牛和牛肉注水與偽劣牛肉的流通是病害和食品安全的隱患。
1.4“適度規模”概念逐步明確
肉牛產業的“適度規模”是動態概念,不論存欄還是屠宰加工能力,在我國不存在具體的頭數標準和指標,是指在經濟純收益能支撐企業(場戶)可持續經營的條件下,生產(產量)與市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保護、土地的承載與消納能力之間基本達到平衡狀態時的最低規模。
1.5 產業技術
農副產物飼料化,地方黃牛高附加值化,牦牛放牧加補飼及規模化育肥,牦牛屠宰與分割加工等技術的研發、示范力度加大并初見產業成效。全價混合日糧調制技術和生產工藝及場舍環控技術貢獻度隨規模化程度的提高繼續上升。技術推廣成本高于收益、推廣體系和機制不完善及規模化程度低仍是技術普及的瓶頸。
1.6 產業政策
在15省實施“基礎母牛擴群補貼”,在南方10省以發展草地畜牧業為題實施“畜牧發展扶持資金”。對澳大利亞開放100萬頭活牛市場。《全國肉牛遺傳改良計劃(2011-2025)》(“改良計劃”)仍無具體實施措施出臺,適合國情的農牧結合模式尚待系列政策配套引領,地方政府普遍加大母牛養殖的扶持力度。
2. 2015年肉牛產業發展趨勢
2.1 存欄量、產量與產業模式
母牛分散養殖仍是主體。小規模散戶加速退出,規模場戶和專業家庭牧場緩慢增加,存出欄量繼續下降,牛肉小幅減產。企業(場戶)的產業鏈繼續向后端延長,四足鼎立的產業模式(見2014年度報告)繼續分化。“差異化”產業模式是長期發展方向。牦牛存欄量基本穩定,出欄頭數和肉的產量有所增加。水牛主要用于產肉的事實得到普遍公開認同。
2.2 品種格局發生變化
具有雙軌(肉質和產肉量)效益優勢的牛種,將通過進口活牛、胚胎和精液的形式直接進入產業,繼續與國內現有牛種產生格局互動。
2.3 養殖成本與效益
隨經濟新常態的延伸,牛肉消費量增速放緩,牛肉價格上升乏力甚至出現踏步。飼料原料價格上漲、土地、建材、環保、人工、運輸、疫病防治與死淘等費用的增加和碎片化政策等,繼續加大成本。母牛不足與成本上升兩大因素迫使活牛價格緩升,而牛肉價格漲幅微小,終將使產業整體微利或虧利運行。走私、注水和進口牛肉繼續沖擊并負面影響產業效益。
2.4 疫病與防控
呼吸系統疾病、運輸應激綜合癥和犢牛下痢是主要疫病,活牛異地運輸及預防監管監測不到位是主因。疫情監測滯后現象仍難有改觀。常見病仍以牛主自行診治為主,且是防控(重)難點。母牛繁殖疾病將隨規模化程度的提高而凸顯。
2.5 屠宰加工
育肥兼屠宰企業中,具有母牛基地支撐者因加速延長產業鏈并著力提高技術含量和服務質量而得以發展,反之則加速退出。適合各層次消費需求且便于烹飪的分割與加工產品及其流通方式將有所創新。牛骨、牛下貨、老牛肉的高附加值化技術成為技術研發重點。
2.6產業政策
繼續實施“基礎母牛擴群補貼”、“畜牧發展扶持資金”和“良種補貼”等項目性補貼。碎片化產業政策和“項目性、運動性”補貼,將逐漸被證明是制約產業穩定發展的主要因素。
3. 2015年肉牛牦牛產業發展建議
3.1 亟待頂層設計產業政策和措施
肉牛牦牛產業的基礎是相對分散的適度規模母牛養殖。肉牛牦牛是生產周期長的單胎畜種,品種資源豐富且分布廣泛,對環境和谷物依賴度低,不同肉質的價值差異大且有特定需求群體,產業鏈長且資金需求量大,一旦產業基礎被動搖,再恢復難且時間長,具有獨自的產業特點和屬性。因此產業急需各關聯部門摒棄“運動性、項目性”思維,加強溝通協作,共同設計、研制具有現實性、方向性、全局性、協調性和可操作性兼具的產業基本政策和措施,支撐產業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
3.2 “小資型”產業模式將逐步成為支撐產業穩步發展的主體模式
不盲目追求存欄規模效應,堅持基本固定的能繁母牛存欄頭數,完全自繁自育的“小資型”全產業鏈模式,符合我國的資源稟賦特性、消費特點及生態環境與農牧結合平衡的需要,經消費市場的進一步細化和調控,將成為穩定我國肉牛產業發展和牛肉供給的主體產業模式。在“得母牛者得天下”已被證明,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母牛將繼續緊缺、牛肉需求多樣化的產業環境下,專業家庭牧場、專業合作組織及專業中小企業,將成為支撐產業的主體,只要堅決控制養殖規模,著力延伸產業鏈,用自產牛肉直接對接餐桌和市場,容易轉型為完全掌控產業鏈風險點和利潤點的“小資型”、質量效益型精細化、差異化產業模式。
3.3 產業化錯季、集約育肥模式是提高牦牛生產效率和效益的有效途徑
牧區繁殖、半農半牧區育肥和屠宰加工是飼料、技術、資金與人力資源的最佳組合。企業化、組織化采取三季集中育肥模式(夏、秋季集中架子牦牛育肥至入冬前出欄、秋末冬初集中淘汰老弱牦牛冬季暖棚育肥至春節前后出欄),是緩解牧區冬春季飼草料供應壓力,實現全年供肉增效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