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肉雞產業一而再，再而三遭受重創。中國人，尤其是地方官員談“禽”色變，成為不爭的現實。如何破解中國肉雞產業局面，筆者在馬年伊始，提出三大思考，窺管之見，以供參考。

一 自然有機養殖，快樂雞類，幸福人類

痛苦的肌肉會痙攣，快樂的動物會跳舞。人類在感到快樂的時候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他動物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在動物世界的電視節目中經常看到草原上撒歡蹦跳的小牛犢小馬駒，還有展翅翩翩的白鶴和錦雞之類，這都是天性使然。我們養殖的肉雞同樣有這樣的天性，但是，為了追求高效益和規模化，人們把肉雞的這些天性無情地扼殺掉了，根本就不問不管雞的快樂，把雞從小雞苗到青年雞再到“商品肉雞”都關進特制的籠子里，哪里會有人關心它們快樂不快樂。

雞會跳舞，人類不讓它跳；雞會說話唱歌，人類聽不懂。安徽老鄉雞老板束叢軒曾經告訴我，他聽得懂雞的語言。他說在自然狀態下的母雞下了蛋之后，往往會“咯咯咯”地叫一陣子，那是表示“歡樂”的意思；公雞在發現敵人時，會大聲高叫，那是向雞群發出“警惕”的信號；母雞在發現小蟲子、小米粒時，也會“咯咯”地呼叫小雞崽兒或者其他的雞朋友們一起來分享；還有雞群在悠然自得的時候，會輕聲細語地唱起歌來……現代科學證實：快樂的雞，肉是甜的、香的；而痛苦的雞，因為驚恐、絕望甚至昏闕，劇烈的應激反應，雞肉組織本能地產生一定量的毒素，因此會是苦的、酸的。這就是為什么現代都市里的人們所吃的雞肉越來越沒有雞味，越來越難吃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安徽老鄉雞農牧公司的千萬只肉雞養殖基地——合肥紫蓬山區的林場，我看到了這種讓雞快樂的自然生態有機養殖模式。老板束叢軒還在這里建設了一座“五星級農家樂”，散養在樹林中的雞們，快樂地覓食、沙浴、唱歌、跳舞。在節假日里，城里的人們自駕車或呼朋喚友，或攜帶家人，其樂融融地來到這里，看雞、玩雞、追雞、吃雞、看斗雞，親手逮雞，逮著了還可以帶回自家享用，“從肥東到肥西，逮了一只老母雞”。

有人可能會說：這種低密度自然有機養殖肉雞的模式，無法解決大規模工廠化養殖高產的問題，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誠然，我國人均消費雞肉量每年都在增長，市場需求量很大，美國總統胡佛希望“美國每個家庭的鍋里都有一只雞”愿望在中國已然現實了，據統計至2013年，中國肉雞養殖總量已超過100億只，僅就中國最大的肉雞養殖公司廣東溫氏集團每年飼養肉雞就達10億只，如果都改成“低密度自然有機養殖”，的確還不現實，也沒有必要。問題的根本癥結是，以大規模工廠化籠養出來的肉雞第一原則應該是：雞肉不得成為有毒有害的肉類蛋白質，不得成為各種禽流感病菌的寄宿主，這樣的肉類蛋白質越多越有害，越能危害公眾食品安全，多有何益？少又何妨？！寧吃一只優質雞翅，不吃百只籠養不快樂的整雞！

在經濟學中有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著名定律，中國的肉雞產業近30年的發展狀態，也充分證實了這種定律的存在。肉雞產業周期性的疫病襲擾只是表面現象，把中國肉雞產業推向崩潰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地追求高產，引進快大型，快速型肉雞的規模化高密度的養殖生產。事實證明：低密度不等于沒有規模，自然有機養不等于低產出。因此，筆者認為，最終拯救中國肉雞產業，使之回歸到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正途，很有可能就是大力發展自然生態有機養殖，把“快樂”的天性還給雞們。

二 規模化養殖必須強制配套規模化屠宰

對于規模化養殖，國家有相應的規定。中國的規模化養殖標準非常之低，家禽類（雞）只要養殖在2000只以上就算是規模化。這樣的標準是以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家庭副業相對照而確立的。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推行，畜牧業成為農村經濟中最早市場化的一個產業。龍頭企業、公司加農戶的形式，把養殖業的規模化擴展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全國各省市縣的“養雞大王”層出不窮，全國最大的養雞集團也出現了，如廣東溫氏，由7戶農民，集資8000元起步，短短30年，發展到在全國十多個省份設立100多家分公司，年養殖肉雞達到近10億只，總產值超300億元，這樣的規模化，與區區2000只的規模，簡直有云泥之別。

規模化養殖產生規模效益，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筆者擔憂的是：中國家禽養殖業如果只是盲目地追求規模化，這個產業最終會毀在規模化養殖上。在種植業上，由于廣泛使用機耕作業、全面施用農藥、化肥，人們把這種農業稱為“化學農業”，與傳統的生態有機農業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同理，我把規模化養殖，廣泛使用防疫藥物的養殖業，也稱為“化學養殖”，可想而知，這種規模化生產出來的肉類蛋白質作為人類的食品，其安全性令人堪憂。而且，在“化學養殖”的同時，各種疫病還是層出不窮，令人談雞色變的禽流感病毒的高致病性已經指向人類。

但是，不管怎么講，中國肉雞產業的規模化養殖是不可逆轉的。規模化是一把雙刃劍，有極大的利，也有極大的害。如何保留其利，而消除其害？這考驗現代人類的智慧。筆者在這里提出第二個思考，即：規模化養殖必須強制配套規模化屠宰，唯有如此，規模化養殖方可健康可持續發展。

原農業部副部長、中國畜牧業協會會長張寶文曾經指出：“（

肉雞產業）發展冰鮮或分割產品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發展冰鮮或分割產品，有利于改變產品的消費模式，有利于減少動物疫病，有利于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產業發展空間，有利于開拓國際市場，增強市場競爭力。你說，除了給香港、澳門運活雞，歐洲你怎么給人家運活雞呢？”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也大力扶持和鼓勵龍頭養殖企業在進行規模化養殖的同時，進行規模化屠宰加工，然后再以冰鮮或分割產品上市銷售。但是，由于眼前利益的驅動，幾乎所有的養殖企業（除白羽肉雞企業外），在活雞市場行情好或較好的情況，就沒有一家企業愿意進行規模化屠宰，而是直接賣活雞的。這是市場行為，見錢不抓，不是行家，無可厚非。但是從社會成本和安全成本考量，國家應該“強制”性要求規模化養殖企業進行規模化屠宰加工，這是關鍵所在。

筆者曾經工作過的全國最大的文昌雞公司，每年養殖文昌雞達5000萬只，也在政府的扶持下建設了國內一流的屠宰加工廠，冷氣設備甚至是從德國進口的，可以均勻地調節整個車間的氣溫，產能可達年屠宰千萬只肉雞。然而，實際上它每年進行規模屠宰的肉雞不足幾十萬只，平均每天不足1000只。僅以廣東溫氏為例，其每年養殖的肉雞近10億只，而配套進行的規模化屠宰量則不足1億只；全國每年100億只肉雞，90%是以鮮活農產品上市交易的，只有10%在活雞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才不得已而進行屠宰粗加工。

廣東溫氏集團總裁溫志芬也曾分析過以鮮活農產品（活雞）上市的幾大弊端：①政府不扶持不鼓勵；②增加動物疫病傳播的風險；③打不開國際市場，產品走不出國門；④很難獲得貸款等等。據我所知，安徽老鄉雞農牧公司每年養殖的600萬只（號稱一千萬只）肉雞，屠宰加工率就達到60%以上，原因是該公司真正延長了產業鏈，在合肥小廟工業區建設了一座現代化的屠宰加工廠，年屠宰肉雞和深加工肉雞的產能可達千萬只，其屠宰加工后的肉雞產品，直接供應給近300家“老鄉雞中式快餐連鎖店”。這就是中國肉雞規模養殖配套規模屠宰的典范。試想這樣在山林中自然生態有機養殖出來的“快樂的雞們”，本來就“身心健康”，然后，還沒等到它們“體弱多病”之時，就被統一時間“規模屠宰”了，這就是“預防遏制禽流感一種最佳方式”。

毛澤東曾經形象地說：“陜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陜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肉雞養殖企業不肯進行規模化屠宰加工后再銷售產品，政府就應該采用“趕驢上山”的辦法，強制、逼迫、引導、扶持企業走規模化屠宰加工的必由之路，同時，還要引導廣大消費者樂于接受冰鮮產品和分割產品的科學性和營養安全性。現在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一線城市已經禁止活雞上市，消費者只能從超市里購買冰鮮雞，這還遠遠不夠，還應該在更多的城市禁止活雞上市，還要從源頭狠抓養殖企業強制進行規模化屠宰加工，才能最終形成良性市場消費社會氛圍，促進中國肉雞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三 創新營銷模式，大力推行CSA份額配送

什么是“CSA份額配送”？先講一個趣聞：有一位城里的老板有一次開著寶馬汽車下鄉，經過一家農戶院子時，看到院內有幾十只散養的土雞在“快樂”地覓食，于是下車偷了一只，準備帶回家去吃。被村民發現捉住，成為一條新聞。那個老板并非沒有錢，買不起一只肉雞，他辯解道：就想吃農戶自己散養的沒有喂藥的土雞，這雞吃起來健康、營養、安全。經濟學中有兩個極為重要的概念：需求和供給。這個新聞故事說明現代城市中產階級有著極為強烈的健康、營養、安全肉雞“需求”，而廣大的農村也存在著“供給”這種肉雞的條件。城里人通過親戚朋友熟人，從農村專門捉帶回散養土雞的現象，很常見很普遍，這就是發展“CSA份額配送”營銷模式的社會基礎。所

謂“CSA”, 就 是 英 文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縮寫，意即“社區支持農業”。據清華大學博士后石嫣在她的著作《我在美國當農民》中介紹：“社區支持農業（CSA）在20世紀70年初最早出現在日本、德國、瑞士，最初的出現就是基于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和在城市化過程中對土地的關注。”石嫣博士在美國一個家庭農場生活實習了半年之久，親歷了“CSA”份額配送，每周二次配送農場收獲的蔬菜之外，還按份額配送農場的散養雞生產的雞蛋和農場員工手工制作的面包之類的食品。“CSA”份額配送，使生產者完會明白自己生產的食品的去向，是給誰吃的，從而增強生產者的責任感和自律性，而消費者也完全知道自己吃的食品是從哪里來的，是誰生產的，從而產生信任感和安全感。筆者認為這種營銷模式完全可以導入應用到中國肉雞產業生產和消費中來。這種模式或許比起“食品安全追溯體系”、偽標識、品牌承諾都要靠譜。

再聯想到以往每逢過年過節，全國各地許多機關單位的后勤部門總會為干部員工“謀福利”，從不同的生產者那里組織一些雞、鴨、魚、肉、蛋、水果、蔬菜等等年貨，分配給大家，這不也是“CSA”在中國的雛形嗎？石嫣博士回國之后，在北京市六環外的鳳凰嶺下創辦了中國第一家“CSA”農場，取名“小毛驢市民農園”，目前已經招募了400戶城市居民“份額成員”，作為“農園”的長期固定消費群體，由“小毛驢”每周向他們特供自己生產收獲的蔬菜食品。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曾以“CSA實驗”為題，專門報道了這一件事。筆者認為，在中國肉雞產業中，推行“CSA”份額配送不失為一個好的營銷創意。城市社區份額成員可以全程監督養殖企業或養殖戶在飼養肉雞的過程中不使用激素、不濫用藥物，待肉雞出欄時，也可以要求生產者當天屠宰，以最為新鮮的冰鮮雞配送到消費者家中，這與消費者直接購買活雞就幾乎沒有差異了。

在中國肉雞產業上大力推廣CSA營銷模式，與規模化養殖和規模化屠宰并不矛盾。石嫣說：“生態農產品并不一定是‘小而美’的，大規模生產與生態農業并不存在本質上的矛盾沖突，我知道美國芝加哥有一家會員數量超過1萬戶的CSA農場，也知道丹麥有一家世界上最大的CSA農場擁有8萬戶會員，事實說明生態農業的生產規模也可以放大到一定程度。”再說，前面已述在中國廣大農村，養殖幾千只肉雞的“規模”散戶占絕大多數，而公司加農戶加基地的規模化養殖，拆分來看，實際還是一家一戶進行養殖，然后由龍頭企業統一收購、統一銷售而己，這樣的模式改造成CSA份額配送模式可能更為方便。

總而言之，筆者在這里提出三個思考，不是孤立的三個餿主意，而是三個相互關聯，循序漸進的組合創意，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自然生態有機養殖，是解決濫用生長激素和藥物“化學養殖”癥結的辦法；強制規模化屠宰是解決疫病病菌寄宿主體無限擴散癥結的辦法；大力推廣CSA份額配送創意營銷模式是解決中國人對食品安全信心殆失和生產者公德心漸失的辦法。用最簡便的方法解決最復雜的問題，從創意謀劃，到項目策劃、再到建設規劃、最后制定實施計劃，需要一個過程，筆者期待有遠見卓識和膽氣的肉雞養殖大戶，能夠采納踐行本文的三個思考，為中國肉雞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