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中醫藥現代化的幾點思考”一文，獲益匪淺，但對該文“與玄學絕交”觀點不敢完全茍同。
黃煌在文中說：“中醫的當務之急，是與玄學絕交，盡快沿著自然科學的軌道運行。不要再強調‘醫者意也’，不要強調追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不要輕信內觀、自省、頓悟及特異功能”。其實黃煌這里所說的“玄學”基本上都是中醫的基本思維方式，是中醫“比類取象”方法的具體體現。
“比類取象”方法的提出最早見于《素問·示從容論》，“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于比類，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比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為世所怨”。中醫藥學本身就不是一門單純的技術，而是技術和藝術的結合體，故又稱為技藝。皋永利認為中醫學具有文化和自然科學雙重屬性，王振華博士認為，中醫是通過“比類取象”的方式實現感性與理性的融合，“感性與理性合一即悟性，悟性（又稱悟、領悟、頓悟、覺悟、體驗、體悟）是一種全身心的協調、統一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既可以用心‘看’，也可以用感官、身體‘思’（體驗、體悟），身與心感性與理性的界限模糊、融為一體，其具體運行方式就是比類取象”。（《博士看中醫》）
我們要實現中醫現代化，要發展中醫，必須遵循中醫自身發展規律，這在中醫界基本上已經達成共識。而“比類取象”是中醫思維的基本特性，我們不能為了實現中醫藥現代化，就簡單地認為它是“玄學”，對其輕易否定。按照黃煌的邏輯，中醫陰陽五行學說，醫圣張仲景《傷寒論》的六經辨證，葉天士《溫熱論》的衛氣營血辨證也應該是玄學了，因為這些都無法實證，都充滿著中醫的思維特色，是不是也要遠離？還有朱丹溪的“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張景岳的“陽氣為身之大寶"、“人身只此一息真陽”等，是不是也應該加以否定？如果這樣，中醫藥可能現代化了，但是中醫也就已經不復存在了。因此筆者認為，實現中醫藥現代化，不但不能輕易否定中醫思維，而且應該加強學習和臨床實踐，努力培養中醫思維。中醫“比類取象”思維方式，除了保留在中醫經典著作和歷代醫著中外，也大量體現在中醫醫案、醫話中，是我們培養中醫思維很好的教材，我們應予以重視，加強學習和研究。
“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客觀存在，不容否定。古人云：大匠示人規矩，不能示人以巧。這個巧就是機巧、技巧，就是藝術。這種機巧、藝術很大程度上就“只可意會，不能言傳”，需要自己去親歷實踐，去感悟。也就是說，不管中醫藥方書汗牛充棟也好，不管你學富五車也好，著書者都不能盡述其意，學習者也就不可能盡得其傳。因此，你就不能指望通過書本學習就能掌握中醫技藝，將書本知識用于治病，非但不能十全，甚至常動手便錯，故又有千方易得，一效難求之說。所以現在學習中醫又提倡借鑒師承教育方式跟師學習，希望學生通過老師的“心傳口授”、“耳提面命”得到“真傳”，提高診治疾病能力。
以中醫內科教材為例，我常對學生說，不管你內科書背得有多熟，一上臨床就用不上。但是教材也只能這樣編，而且編書的都是中醫專家、大師。《中醫內科學》對于每一個病從定義到病因、病機，臨床分型治療，以及加減變化都盡行了詳細論述，可以說無所不包。在臨床上卻基本用不上，為什么呢？因為中醫有很多東西都“只可意會，不能言傳”，都需要臨場發揮，并且每一個病人都不可能按照書本上去生病。
這就是中醫非常強調個體化動態治療的原因，也是中醫的特色和優勢。中醫治病講“三因制宜”，特別是因人制宜，就帶有很大的模糊性，病人的大小，胖瘦，正氣的強弱等，都沒有硬性標準，全靠醫生自己去感受，根據病情辨證用藥。又因為疾病的發展是動態變化的，同時存在著較大個體差異，中醫治病的特色和優勢就是辨證論治，因此針對性強，同時隨意性也大，很難規范，也就是說辨證加減變化靈活，實質上就包含著“醫者，意也”之含義。即中醫醫師根據所學的知識、臨床經驗，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根據病情以意“度”之，隨證靈活用藥。正是因為臨床病人病情千變萬化，中醫師在臨床上診治疾病不得根據病情靈活應對，因此很難重復驗證。
筆者認為，真正的中醫思維，雖然很難把握，但他除中醫經典和歷代中醫醫著外，大都通過中醫醫案、醫話的形式體現出來。因此認真學習中醫醫話、醫案，對于我們培養中醫診病思維無疑有很大幫助。比如讀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這些醫案基本上能夠真實反映其診療思維和用藥經驗，但該書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用某固定方治愈某病幾十例的記載，而我們也只能借鑒葉天士中醫診病思維和用藥經驗，掌握如久痛入絡，活血化瘀法，以及胃陰虧虛，養陰益胃法等，而不是照搬他的治病方藥。
綜上可見，實現中醫藥現代化，并不是說就可以輕易否定“比類取象”、“醫者意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等中醫思維方法，并且錯誤地認為它們是“玄學”與之絕交，而是要繼承發揚中醫思維特色優勢，用中醫思維診病，用現代語言詮釋中醫，否則只能適得其反。
黃煌在文中說：“中醫的當務之急，是與玄學絕交，盡快沿著自然科學的軌道運行。不要再強調‘醫者意也’，不要強調追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不要輕信內觀、自省、頓悟及特異功能”。其實黃煌這里所說的“玄學”基本上都是中醫的基本思維方式，是中醫“比類取象”方法的具體體現。
“比類取象”方法的提出最早見于《素問·示從容論》，“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于比類，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比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為世所怨”。中醫藥學本身就不是一門單純的技術，而是技術和藝術的結合體，故又稱為技藝。皋永利認為中醫學具有文化和自然科學雙重屬性，王振華博士認為，中醫是通過“比類取象”的方式實現感性與理性的融合，“感性與理性合一即悟性，悟性（又稱悟、領悟、頓悟、覺悟、體驗、體悟）是一種全身心的協調、統一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既可以用心‘看’，也可以用感官、身體‘思’（體驗、體悟），身與心感性與理性的界限模糊、融為一體，其具體運行方式就是比類取象”。（《博士看中醫》）
我們要實現中醫現代化，要發展中醫，必須遵循中醫自身發展規律，這在中醫界基本上已經達成共識。而“比類取象”是中醫思維的基本特性，我們不能為了實現中醫藥現代化，就簡單地認為它是“玄學”，對其輕易否定。按照黃煌的邏輯，中醫陰陽五行學說，醫圣張仲景《傷寒論》的六經辨證，葉天士《溫熱論》的衛氣營血辨證也應該是玄學了，因為這些都無法實證，都充滿著中醫的思維特色，是不是也要遠離？還有朱丹溪的“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張景岳的“陽氣為身之大寶"、“人身只此一息真陽”等，是不是也應該加以否定？如果這樣，中醫藥可能現代化了，但是中醫也就已經不復存在了。因此筆者認為，實現中醫藥現代化，不但不能輕易否定中醫思維，而且應該加強學習和臨床實踐，努力培養中醫思維。中醫“比類取象”思維方式，除了保留在中醫經典著作和歷代醫著中外，也大量體現在中醫醫案、醫話中，是我們培養中醫思維很好的教材，我們應予以重視，加強學習和研究。
“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客觀存在，不容否定。古人云：大匠示人規矩，不能示人以巧。這個巧就是機巧、技巧，就是藝術。這種機巧、藝術很大程度上就“只可意會，不能言傳”，需要自己去親歷實踐，去感悟。也就是說，不管中醫藥方書汗牛充棟也好，不管你學富五車也好，著書者都不能盡述其意，學習者也就不可能盡得其傳。因此，你就不能指望通過書本學習就能掌握中醫技藝，將書本知識用于治病，非但不能十全，甚至常動手便錯，故又有千方易得，一效難求之說。所以現在學習中醫又提倡借鑒師承教育方式跟師學習，希望學生通過老師的“心傳口授”、“耳提面命”得到“真傳”，提高診治疾病能力。
以中醫內科教材為例，我常對學生說，不管你內科書背得有多熟，一上臨床就用不上。但是教材也只能這樣編，而且編書的都是中醫專家、大師。《中醫內科學》對于每一個病從定義到病因、病機，臨床分型治療，以及加減變化都盡行了詳細論述，可以說無所不包。在臨床上卻基本用不上，為什么呢？因為中醫有很多東西都“只可意會，不能言傳”，都需要臨場發揮，并且每一個病人都不可能按照書本上去生病。
這就是中醫非常強調個體化動態治療的原因，也是中醫的特色和優勢。中醫治病講“三因制宜”，特別是因人制宜，就帶有很大的模糊性，病人的大小，胖瘦，正氣的強弱等，都沒有硬性標準，全靠醫生自己去感受，根據病情辨證用藥。又因為疾病的發展是動態變化的，同時存在著較大個體差異，中醫治病的特色和優勢就是辨證論治，因此針對性強，同時隨意性也大，很難規范，也就是說辨證加減變化靈活，實質上就包含著“醫者，意也”之含義。即中醫醫師根據所學的知識、臨床經驗，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根據病情以意“度”之，隨證靈活用藥。正是因為臨床病人病情千變萬化，中醫師在臨床上診治疾病不得根據病情靈活應對，因此很難重復驗證。
筆者認為，真正的中醫思維，雖然很難把握，但他除中醫經典和歷代中醫醫著外，大都通過中醫醫案、醫話的形式體現出來。因此認真學習中醫醫話、醫案，對于我們培養中醫診病思維無疑有很大幫助。比如讀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這些醫案基本上能夠真實反映其診療思維和用藥經驗，但該書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用某固定方治愈某病幾十例的記載，而我們也只能借鑒葉天士中醫診病思維和用藥經驗，掌握如久痛入絡，活血化瘀法，以及胃陰虧虛，養陰益胃法等，而不是照搬他的治病方藥。
綜上可見，實現中醫藥現代化，并不是說就可以輕易否定“比類取象”、“醫者意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等中醫思維方法，并且錯誤地認為它們是“玄學”與之絕交，而是要繼承發揚中醫思維特色優勢，用中醫思維診病，用現代語言詮釋中醫，否則只能適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