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資興市生豬養殖大戶朱忠躍改行做起了干魚加工。　　今年年初，響應地方政府的號召，為保護東江湖水源，他主動退養了600多頭生豬。　　作為全國生豬養殖大省的湖南，這一行業似乎日漸不受政府喜歡。　　湖南省規定，為保護水源，湘江流域庫區1公里范圍禁止生豬養殖，干流500米內禁養生豬。對于離不開水源支持的規模化養殖場來說，在流經湖南省6個地市的湘江流域實施的限制性政策，無疑給蓬勃發展的生豬產業當頭一棒。　　今年5月，中國青年報記者在資興市白廊鄉白廊村了解到，村里效仿朱忠躍退出生豬飼養的，還有20多戶。之前滿地的養殖污水、刺鼻氣味，現在已經沒有了。　　資興市環保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生豬養殖一直是資興市白廊、興寧等湖區鄉鎮的支柱產業，最多時年出欄10萬頭以上。生豬養殖在帶動移民增收的同時污染了東江湖水質。去年10月至今，東江湖流域有78個養殖戶主動退養了1.6萬多頭生豬，轉型從事農家樂、果樹種植、農產品加工等行業。　　按當地政府的計劃，到今年12月底，禁養區內的369個生豬規模養殖場將全部完成退養。如此，東江湖周邊每年將減少生豬養殖8萬余頭，每年可減少COD(化學需氧量)排放2880噸、氨氮排放144噸、總磷14.1噸。　　“減豬”行動不只資興獨有。過度養殖帶來的污染迫使許多地方政府開始著手將規模養殖戶“趕走”。　　作為全國生豬生產大縣的長沙縣，其力度和示范效應，頗為引入注目。　　數據顯示，2007年，長沙縣生豬年出欄達228萬頭，2008年生豬出欄數達375.5萬頭，生豬養殖密度居全國縣(市)之首，一度成為“全國第二大生豬調出大縣”。北部的福臨鎮更是“家家有豬舍，戶戶養豬忙”。該鎮的古華山村，僅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養殖高峰期生豬年出欄總量高達10萬頭，甚至超過了湖南一些山區縣的養豬總量。　　據長沙縣環保部門測算，養一頭豬日用水量達0.05噸，排出廢水0.04噸，其碳排放量相當于同期19個成年人的水平，縣里最高峰時期豬糞尿日排放量超過1.5萬噸。在古華山村，與年存欄10萬頭生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生豬糞便產生的氨氮含量超標11倍，超出土地等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15倍。豬開始變得養不起了。　　2010年，長沙縣出臺了《畜禽養殖退出轉產扶助鼓勵暫行辦法》。　　福臨鎮黨委書記唐鋒稱，據縣里的種養規劃，鎮政府與110多戶簽訂了禁養協議，與860多戶簽訂了限養協議。　　根據協議，禁養戶、限養戶拆除欄舍均可獲得數額不等的轉產扶助資金。　　推行這一政策后，仍有部分村民并未嚴格按照協議履行義務。于是，福臨鎮政府將一批簽訂過協議、超養規模又較大的養殖戶告到長沙縣人民法院。　　今年2月中旬，長沙縣委書記楊懿文透露，生豬養殖污染的治理，地方已經無法承受。縣里將加大力度，嚴格依據新環保法的要求，對規模養殖戶進行勸退、轉行。對拒不履行者，將依法起訴、執行。　　而長沙的另一生豬重要產地瀏陽市，也越來越關注“生豬養殖造成的環境污染、污染物排放總量的控制差、減排壓力大的現象”，嚴格監管生豬養殖排污工作，關停拆違規生豬養殖場。　　僅2012年，該市就已完成治理635戶、面積28萬平方米，關停違規排污養殖場230個、拆除違規養殖場84個。　　環保達標抑制“豬快長”　　生豬養殖污染的問題并非湖南獨有。　　環保部和農業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畜禽養殖業的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別達到1184萬噸和65萬噸，占全國排放總量的比例分別為45%、25%，占農業源的95%、79%。　　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專家、湖南農業大學教授吳根義曾受命去多個省份調研。5月13日，他告訴記者，在中國一些地區，畜禽養殖業污染已超過居民生活、鄉鎮工業，成為農業農村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　　作為“十三五”農業減排規劃的參與者之一，吳根義指出，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資料顯示，在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中，畜禽養殖業COD排放產量已經占農業污染源總量的96%,超過全國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COD排放量，成為污染源之首。其產排污量削減與控制技術成為目前環境領域的重大技術挑戰，也是我國農業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發展的瓶頸。　　農業環保治理給生豬養殖明顯帶來利空。　　吳根義解釋，工業化治理養豬污染實現達標排放的方式，在操作中有極大難度，受限于養殖的低利潤，用工業化治理方式，按照國家排放標準，每噸水處理需20元，一個萬頭豬場的水處理費用就是天文數字，沒有哪個養殖戶或者企業能付得起這么高的成本。　　而由于無法承受污水治理的成本，養殖戶日漸面臨被依法“擠出”的危險。　　據統計，目前，長沙縣的生豬年存欄數控制在130萬頭左右，是高峰時期的6成。　　來自湖南省政府部門的數據顯示，作為全國生豬調取大省、出口量位居第一的湖南，2015年上半年生豬出欄增長、存欄下降。其中能繁母豬存欄425.2萬頭，同比下降1.2%。上半年全省監測的1431個散養小區的生豬散養戶同比下降11.1%。　　多重因素可能導致豬肉價格快速反彈　　進入2014年以來，湖南生豬出欄價格一路走低，且今年的下滑速度更快，創出近幾年來的最低價格。去年12月底生豬出欄價格為15.83元/公斤，1月跌至13.63元/公斤，到4月底跌至谷底，僅為10.97元/公斤，創近年來最低價格。　　短短3個多月時間生豬價格下跌總幅度達30.7%，養殖戶自繁自養的一頭肥豬從盈利200余元轉為虧損400元以上。進入5月份，價格雖然出現回升，達到12.61元/公斤，但從豬糧比價來看，仍然低于6∶1的盈虧平衡線。　　曾在湖南農業大學任教的一位研究人士表示，能繁母豬存欄的情況決定未來一年左右的生豬市場供應情況。受生豬價格持續低迷和新環保法實施、不少豬場面臨拆遷的影響，不僅湖南，全國能繁母豬存欄量同比下滑已達13個月。　　2014年11月,國內能繁母豬存欄跌破4400萬頭大關,環比下降1.2%，同比下降12.1%，為有數據統計以來的最低點。同時,國內二元母豬市場報價自2013年年初以來持續處于下跌趨勢，價格已跌至有數據統計以來的區間底部。　　“產能持續淘汰時長已達18個月，物極必反。我們判斷，9月中旬以后，生產結構調整效果將開始顯現，生豬供應量可能轉向偏緊，同時豬肉消費將迎來季節性回暖，生豬價格應該進入上升通道。”該人士稱，僅高居不下的飼料成本和不斷增加的環保投入，就會讓豬肉價格往上走。　　豬肉與環保可否兼得　　吳根義對于地方政府“減豬限污”的做法并不支持。　　他說，農業的污染，尤其是畜禽飼養污染有其不同于工業污染的地方：一是污染往往集中在經濟不發達的鄉村，二是農業污染不像工業污染具有急劇性影響，也不能簡單地像關閉污染工廠一樣趕走養豬戶。這是因為農業種養關系民生。“如果各地都不養豬，豬肉的價格會大漲，CPI也會速上升。”　　他認為，從地方政府看，生豬飼養帶不來多少稅收，與財政關聯不緊。但生豬養殖畢竟是關系民生的大事，對于治理養殖污染不能只做“減法”，而應從農業持續發展的角度著手。　　吳根義說，農業養殖污染突出的矛盾主要體現在種養不平衡上。以前生豬以散養居多，養四五頭豬，種幾畝地，豬糞可以做有機肥使用。如此，在一定區域內，種植農作物與飼養畜禽，兩者可以達到平衡。　　隨著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飲食結構中肉食比重逐步增加，需要大量的規模養殖作為支撐。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大規模的養殖肯定超出環境承受能力，勢必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因此，污染隨之加重。　　湖南省畜牧水產局辦公室主任武深樹十分認同吳根義的觀點。5月14日，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生豬養殖污染也是該產業在轉型中出現的新問題。傳統養豬為散養，糞肥可以留地使用，能夠做到種養平衡。前些年國家大力推進規模化養殖，對于種養大戶予以補貼，以提高養殖水平并降低成本和風險。這一政策加上市場競爭，已取得明顯成效。隨著規模化養殖程度的提升，散戶退出成為趨勢。而規模化飼養自然帶來大量的畜禽糞便無法與相對狹小的農業種植土地結合，問題隨之產生。　　他說，從產業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來看，能找到解決的辦法。比如，他調查過的郴州市安仁縣的溫氏畜牧公司委托飼養模式。　　吳根義在考察中發現，海南省羅牛山集團的污染治理十分有效。其方法是，在源頭控制，推行干清糞，做有機肥。對污水和糞便采取發酵-用改進的沼氣處理-再耗氧處理等途徑，最終保證達標排放。　　治理的費用是一噸水處理在10元左右。根據該集團統計數據，一頭豬出欄水量消耗在1.8噸左右，這個成本已可以承受。　　吳根義指出，對于畜禽養殖的污染治理，不存在無法管控的風險，也沒有無法突破的技術障礙。從治理方法來看，重要的是針對地域不同進行方法調整。關鍵在于各級政府要結合環境質量要求和地方發展需求，制定畜禽發展規劃和污染防治規劃，實現養殖的區域內平衡。　　其次，政府要對污染治理進行研究，制定符合地區情況的模式并推廣。同時，對畜牧養殖的污染治理個體和企業，給予一定幫助。　　“吃豬肉的也要考慮養豬的”　　記者注意到，湖南一些地方已開始關注養殖污染的治理，并采取了相應措施。長沙縣自2010年始，強勢推進養殖控規和污染治理。在黃花鎮新建的年產萬噸有機肥廠，實現了對干糞的綜合利用。2014年已全面消除規模豬場的糞污直排現象，開展生態修復試點。該縣計劃于2015年12月前，在養殖密集區完成人工濕地、生態溝渠建設，實現全縣畜禽養殖標準化生產。　　瀏陽市在“十二五”期間，根據市域自然條件和地理條件，引導養殖業從城郊城鎮向山區丘陵轉移、從沿庫沿河向農業生產區轉移。同時，引導養殖戶采取過程控制與末端治理相結合的方式，推行干清糞處理工藝，做好雨污分流、干濕分離欄舍改造。　　吳根義稱，生豬養殖的污染治理與工業治污有著明顯區別。表現為：治理方式需結合地方實際，沒有統一的技術和標準。其次，還需要國家政策的調整來支持。　　“現在污染主要是豬的糞便隨水流到了江河，但豬糞同時也是可以利用的有機肥。”他說，有機肥有著能改良土壤、不易流失的特點;但也存在著不好運輸、儲存的問題。因此，地方政府要抓的是末端管理。　　“就是你拿這些豬糞怎么辦?”吳根義認為，國家應當加大力度推廣清潔養殖，從源頭上減少污染來源。而這更需要改變對有機肥的態度，像支持化肥廠一樣，對于有機肥的生產和使用予以補貼，利用經濟杠桿引導農民處理可變為肥料的污染源，促進種養平衡。　　他告知，目前浙江、上海、江蘇等沿海省份對于使用有機肥都有補貼，但整體而言，國內有機肥生產使用仍然不夠。如能重視并從此法著手，國內可以減少一半的養殖污染。　　武深樹認為，現在的養殖污染與治理問題，體現了在生豬產業轉型中，政府的引導和規范有些滯后。比如，如何區域布局?對不同污染采取怎樣的治理方式?　　他說，農業維系民生，是支柱產業。而養殖則為高投入、高風險行業。因此，采取“誰污染誰治理”的工業治污方式是不行的。這其中，應該有國家支持。除了需要出臺有利于有機肥使用的政策外，從國外情況來看，許多國家對于治理養殖污染的設施建設，采取的是國家投入的方式。美國的投入比例達60%。　　武深樹指出，出產生豬的大省，其實是把污染留給了自己，把好處帶給了其他地方。依照責任與權利對等原則，“吃豬肉的要考慮養豬的”。建議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平衡發展、生態補償撥出專門經費，支持生豬主產區的污染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