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獸醫學在歷史上曾對保障畜牧業的發展做出過貢獻，對一些國家獸醫學的發展產生過影響。其發展過程大體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中國獸醫學的起源可追溯到野生動物被馴化為家畜的時期。約在1萬年以前,人類在開始發展畜牧業的同時，便開始了對家畜疾病的斗爭。火和石器、骨器被應用于戰勝人畜的疾病，導致了溫熱療法、針灸術以及其他外治法的起源。內蒙古多倫縣頭道洼新石器遺址中出土的砭石，經鑒定就具有切割膿瘍和針刺兩種性能。中國最早的藥物以植物為主。獸醫藥物一般認為是在人體用藥的基礎上，加上對動物的直接觀察而開始被應用的。中國在原始社會已出現家畜圈養。如陜西半坡和姜寨遺址(屬仰韶文化)都發現有用細木柱圍成的圈欄，其中堆積有很厚的畜糞。這不僅標志著中國的畜牧業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且說明當時也已有了一定的關于家畜衛生防護的知識。

早期發展中國獸醫技術的早期發展與馬以及豬、羊等家畜的用途日受重視有關。殷商時因馬已用于拉車和騎射而開始注意馬病。如甲骨文中便有“貞多馬亞，其□（有）□”等字句，其中“亞”讀為“惡”，是馬有疫病的卜辭；同時還有人畜通用的病名,如(體內寄生蟲）、（齒病)等。當時豬圈、羊牢、馬廄的出現,反映了對家畜護養的進步。此外,甲骨文中還發現有牡豬的象形字，其字形中象征生殖器的筆畫是斷離的，許多學者釋為去勢的公豬，說明當時已有原始的閹割術。

從西周到春秋，中國獸醫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據《周禮·天官》記載，西周時已設有專職獸醫診治“獸病”和“獸瘍”，并已采用灌藥、手術及護養等綜合醫療措施《周禮》中還有“內饔……辨（肉）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等記載，可認為是肉品檢驗的開始。

奠基時期從戰國到秦、漢，是中國獸醫學奠定基礎的重要階段。戰國時期出現專門診治馬病的馬醫。有關家畜疾病的記載也更多，如“牛瘍”、“羸牛”（指瘦弱牛）、“馬肘潰”、“馬膝折”、等均有出現。《晏子春秋》中還有馬中暑的記述，說：“大暑而疾馳,甚（重）者馬死,薄（輕）者馬傷”。《莊子》所載“絡馬首、穿牛鼻”，說明當時已有穿牛鼻繩的技術。這一時期對獸醫學的發展具有奠基意義的是《黃帝內經》一書的問世，也為中國獸醫學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指導原則。漢代出現的《神農本草經》,收載藥物365種（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又提供了中國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藥學專著，其中提到的“牛扁（藥名）殺牛虱小蟲,又療牛病”,“柳葉主馬疥痂瘡”、“桐花主傅（敷）豬瘡”等，都是關于獸用藥物功效的記述。此外，漢代名醫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等書，充實與發展了前人辨證施治的原則，也可為獸醫臨證所借鑒。所有這些中國醫學和藥物學上的重大進步，都有力地促進了漢代和以后中國獸醫學的迅速發展。如：漢簡中已記載有獸醫方劑，并開始把藥作成丸劑給馬內服。漢代將鐵制的九針、金針和銀針用于針灸，并有針藥配合治療獸病的記載。漢代已知用革制的馬鞋進行護蹄和為馬削蹄。《漢書·藝文志》載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同時還出現《馬經》和《牛經》；除《馬醫》外，還出現“牛醫”等。

學術體系形成時期漢代以后，中國獸醫學在前階段發展的基礎上逐漸形成體系。晉代名醫葛洪在其所著《肘后備急方》中提出治六畜諸病方，其中有關于馬驢十幾種病的療法，如用黃丹術治“脊瘡”，用灸熨術治“馬羯骨脹”,用“直腸入手”技術治“胞轉”,并指出疥癬有蟲等。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一書中的畜牧獸醫專卷,載有家畜26種疾病的48種療法,其中掏結術、削蹄法(治漏蹄)、豬羊的閹割術以及關于家畜群發病的防治隔離措施等，反映了當時的獸醫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此后，獸醫學專著大量涌現。先是有問世于梁代的《伯樂療馬經》。至隋代，關于畜病的診治、方藥及針灸等已均有專著。如《隋書·經籍志》就記載有《療馬方》一卷、《伯樂治馬雜病經》一卷、《俞極撰·治馬經》三卷、《治馬經圖》二卷、《馬經孔穴圖》一卷、《雜撰馬經》一卷以及《治馬牛駝騾等經》三卷及目一卷等。

中國的獸醫教育始于唐代。唐神龍年間太仆寺中設有“獸醫六百人，獸醫博士四人，學生一百人”。唐貞元時，日本獸醫平仲國等到中國留學。約在唐開成年間編著的《司牧安驥集》，對于中國獸醫學的理論及診療技術有比較系統的論述，也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獸醫教科書。為保障畜牧業的發展，唐代還制定了有關畜牧獸醫的法規，如唐律規定“諸乘官畜產，而脊破領穿、瘡三寸，笞二十”，以及“……傷重五日內死者，從殺罪”等。唐高宗時頒布的《新修本草》，收載藥物844種,可稱是中國古代較完備的一部人畜通用藥典。唐代少數民族地區的獸醫學也有很大發展，如西藏有《論馬寶珠》和《醫馬論》等著作，新疆出現《牛醫方》等。

宋、元時期，中國獸醫又有進一步的創新和提高。宋代曾設置“收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并規定“凡收養病馬……,取病淺者送上監,深者送下監，分十槽醫療之”，這是中國獸醫院的開端。以后又規定將有“耗失”的病馬送“皮剝所”。“皮剝所”可說是中國最早的家畜尸體剖檢機構。宋代還出現了中國最早的獸醫藥房，如元《文獻通考》載有“宋之群牧司有藥蜜庫……，掌受糖蜜藥物，以供馬醫之用”。當時由于印刷術的改進和造紙業的發達，獸醫著作也更為繁榮。見載于《宋史·藝文志》的就有《安驥集》、《賈□獸醫經》、《明堂灸馬經》、《相馬病經》、《療駝經》、《師曠禽經》等。此外，王愈撰《蕃牧纂驗方》，載方57個，并附針法。至元代，獸醫卞寶（卞管勾）著有《痊驥通玄論》，其中“三十九論”、“四十六說”，對于家畜臟腑病理及一些常見多發病（尤其是結癥及跛行等）的診療，進行總結性的論述。

衰落時期宋、元以后，中國獸醫學由盛極而趨衰落。但明代在獸醫教育和獸醫學著作方面還有所建樹。明政府曾幾次培訓基層獸醫，如英宗時(1438)規定“每群長（管馬25匹，以后增為50匹）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學習獸醫，看治馬病”。著名獸醫喻本元、喻本亨編著的《元亨療馬集》，理法方藥俱備，內容豐富多彩，是國內外流傳最廣的一部中獸醫學代表著作。此外，有關馬、牛疾病的醫書也出現過不少。明代李時珍編著的《本草綱目》，不但為人醫，也為獸醫提供了極其豐富的醫藥知識。至清代，獸醫學的發展就極為緩慢。雖有著述，但主要是對《元亨療馬集》一書進行的改編、選輯和充實，如1736年李玉書曾對《元亨療馬集》進行了增刪，1800年傅述風進一步補充了《元亨療馬集》所附《牛經》中的不足等。鴉片戰爭以后，民間對中國傳統獸醫技術仍有所整理和總結，如李南暉（號青峰）編著的《活獸慈舟》一書(1873)對黃牛、水牛、豬、馬、羊、犬、貓等家畜的 240種病癥均有論述，并收載方劑（包括單方）700多個;《豬經大全》(1891)有48種豬病的療法，并附病狀圖，后成為傳統獸醫學中唯一被保存下來的豬病學專著等。但總的說來，隨著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獸醫學的發展陷入了困境，傳統獸醫學尤其受到歧視而甚少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