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豬聯合育種在我國開展了20多年，效果并不顯著。我想問一下在座的專家，對我國的種豬育種有沒有信心？我們還能不能培育出屬于自己的品種？”在近日召開的2016（首屆）國際豬業發展論壇上，談到生豬聯合育種問題時，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王立賢作為論壇的主持人，向在場的專家提出了這個問題。

利益沖突成聯合育種絆腳石

我國是世界上豬種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擁有國家級和省級地方保護品種將近50個，除了從國外引入的瘦肉型豬種，幾十年來各地也培育了不少品種，最近幾年還出現了很多國內、國外的雜交配套系。這么豐富的遺傳資源，為我國的育種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從理論上講，只要市場需要什么樣的種豬，我們就應該能夠培育出什么樣的種豬。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目前在我國消費市場上，仍有約95%的豬肉來自國外引進的“杜長大”。

王立賢提出的問題，讓浙江大學動物科學學院教授傅衍有點為難，“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生豬育種得到重視，很多教授從國外回來，想致力于這一事業。當時我國的基本情況是豬場多，規模小，種豬企業有幾千家，但真正在做育種的卻很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便把希望寄托于聯合育種。”聯合育種需要做大量的性能測定，對豬場環境的要求也很高，種豬場之間也要有遺傳聯系。這么多年來，我國的聯合育種并不成功。“我也是聯合育種的發起人之一，不過對聯合育種，我并沒有太大的信心。但對我國的生豬育種，我信心十足。”傅衍解釋，世界上有一半的生豬在中國，有一半以上的豬肉消費也在中國，如今，我國大型的種豬企業不斷兼并一些小企業，規模越來越大，并開始真正地做育種工作，只要企業用心去做，生豬育種肯定能取得成功。

王立賢也是育種專家，曾多次下豬場進行技術指導。他介紹，目前很多大型企業已經開始意識到育種的重要性，而且在育種工作上也有了一定的基礎，但聯合育種需要他們實行資源和技術共享，聯合選育肉質和生長速度俱佳的生豬品種。我國目前的情況是種豬企業多，相互之間競爭異常激烈。無論是種豬場的建設環境、原始種豬質量、技術力量、育種水平、管理水平、運作體系等都存在較大偏差，因而很難實現信息的真正溝通與交流。因此，“我國的種豬企業可以先育種，等共同利益凸顯的時候再進行聯合。”

利益需求高于育種需求地方豬推廣受阻

在生豬育種工作上，除了培育出市場上大量需求的商品豬品種之外，地方豬的保種與推廣利用同樣值得關注。

如今，有沒有肉吃的問題已基本解決，有沒有好肉吃的問題越來越凸顯。部分地方豬遺傳資源已經消失，相當一部分只剩資源場還保存著少量群體。這些消失的豬種遺傳資源并非沒有特色，而是在生長速度與瘦肉率方面，與外來種豬相比競爭力不足，因而群體逐漸縮小，保種場面臨的困難也越來越多。

廣西揚翔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個十分看重地方豬的企業，然而這兩年地方豬保種工作卻不順利。針對王立賢提出的問題，揚翔公司育種總監陳清森介紹了該公司近些年在地方豬保種方面的進展，“地方豬在華南的優勢較為明顯，有很多人認可，公司保種的地方豬曾一度達到8000頭的規模。可惜的是，前兩年豬價低迷，而保種又需要大量資金，為了公司的生產，我們不得不將這些豬處理掉，如今，只保留了一個幾百頭的核心群。”

在育種行業摸爬滾打多年，陳清森對育種工作看得很透，“社會上有兩種工作大家都不喜歡做，一種是需要收集大量準確數據的，另一種是長久不見成效的，而育種工作偏偏集合了這兩種特性。”此外，“育種工作還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體系和各方面的支持，才能有進展。”我國的生豬育種工作主要靠企業推進，而企業的各種計劃往往又會根據市場的變化而改變。他總結，現在育種做得不好，主要原因是大家對利益的需要高于對育種的需求，什么時候這種局面改變了，育種工作自然能破浪前行，值得高興的是，“目前，整個行業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