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人土法養洋豬。 ”這就是江西省高安市養豬行業協會會長熊凌，對目前國內農戶分散養殖狀況的概括。

　　他更多地看到了散養戶的狀況，并據此作出判斷 ——養豬將后繼無人。

　　據熊凌觀察，農村的年輕一代，沒有人從事農業。政府想有作為，但難有作為。別的不說，光是癱瘓了十幾年的基層獸醫體系，重新收拾起來就很難。 “畜禽專業的大專院校畢業生，很多都去賣飼料、賣疫苗。跟養豬相比，這個利潤高，而且沒有風險。 ”養豬技術的更新與推廣，基本上靠這些商業行為，與之相比，政府一兩百億補貼給養豬的財政投入，沒有多少落到養豬戶手中。

　　中國是養豬大國，但不是養豬強國。幾十年來國內的生豬總量增加很多，但養殖狀況一直停留在無序、自發、原生態的狀態下。截至目前，農戶散養在中國生豬供應總量中，還是占據 65%。養豬人基本沒受過系統的訓練，教育、資金缺乏，豬欄也很難按照標準設計，基本上是沿襲傳統模式，勉強擋個風雨；買飼料是看廣告、靠感覺、跟風走。

　　作為一個長期接觸基層養豬實踐的觀察者，熊凌認為：養殖需要適合的品種、適合的規模、適合的模式。品種是由市場和消費者的飲食文化來決定的，規模由土地的承載量來決定，模式由經濟、技術等因素綜合來決定。在歐美一些國家，養豬不但需要向政府申請資格，需要具有雄厚的資金實力，還要聘請專業的職業經理人，符合環境、生態和排污標準，生產基本是訂單式的，飼料、獸藥等原料都有相關的外包協作。

　　中國傳統方法養殖的土豬，具有自身的品種優越性，抗病性能好，病害危險低，肉質也屬上佳。但是，農戶只能賣豬而不能賣肉，定點屠宰使屠宰成為壟斷行業，根本不需要競爭，也就無法實現價格的分級。于是， “土豬做不到優質優價，已經幾乎被豬農淘汰。 ”而我們為了追求產量、生長速度引進了洋豬種， “這就好比讓城市的小孩到農村去，結果是門不當戶不對，方方面面都不適應。 ”

　　熊凌認為， 90年代中期在國內普及開來的 “洋品種 ”，更適合標準化、規模化的豬場，不適合中國傳統的家庭散養模式。這就形成國內養豬業的一個局面： “管理好的養殖肯定是準監獄（封閉式）的養殖場，嚴格控制與外界的接觸。 ”《糧油市場報》信息中心的一篇述評也提到： “實際上，防范疫病的根本途徑只能是改變養殖方式。 ”

　　從 2006年的疫病到 2007年的市場異動，散戶和洋豬聯姻的隱患已經顯現出來。行業專家已經形成的共識是：在成本、疫病、技術等因素下，眾多散養戶知難而退，生豬養殖向規模豬場集中。熊凌強調：在屠宰還不能放開、土豬無法實現優質優價的情況下，生豬向規模豬場集中恐怕是一個難以避免的趨勢。

　　但是如此一來，種養分開的弊端就更加顯著。豬糞污染湖泊江河，同時農田卻大量靠化肥、缺乏有機肥，土地板結、土壤流失，生態平衡遭到破壞，原本順其自然的生態體系被人為地割裂開。而豬糞肥田、種養結合、立體循環，恰恰是中國幾千年農業史留下來的寶貴遺產。

　　我認為，散養農戶的一條出路是拋棄傳統的單打獨斗方式，聯合成為合作組織，發揚傳統養殖模式和品種的優勢，創立品牌，逐漸爭取到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從而實現優質優價。我們已經做了太多急功近利的事，如果養豬時給豬多一點人文關懷，少一點急功近利，豬也會給我們更高的回報。